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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
殷武

（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摘 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形成原因是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城中村改造”只有解决了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城中村”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要解决土地的二元所有制问题也只有通过征用途径来完成。
【关键词】 城中村 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 征用

一、我国“城中村”现状及形成原因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通常所说的“城中村”，仅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块“夹缝地”，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人口杂乱，“城中村” 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治安形势严峻。（2）城市规划滞后，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 风景独特。由于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村民居住环境差。（3）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太差。各种管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垃圾成灾。街巷狭窄、拥挤，存在严重消防隐患，（4）土地使用存在诸多问题，宅基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非法出租、转让、倒卖，管理混乱，等。“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已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痼疾”。
究其原因，在于“城中村”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现"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来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结果1。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数目从1978年的320个发展到现在的662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也由3.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万多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耕地被征收了，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发生了。村庄进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从主观上来说，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也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所谓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指“城市”和“农村”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二元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制度。而在一些“城中村”内形成了以城市与农村“二元所有制结构”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边缘社区”特征。“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2因此，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是造成“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二元所有制结构使得村民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取得土地的使用权，集体将宅基地按户划拨，由各户村民自行建设后租出获得尽可能的租金，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致使“城中村” 形成的进一步加剧。故而，我国“城中村”的改造也应从根本的土地制度及权利开始。
二“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
“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包括土地所有权状态和土地使用权状态两者情形。
1、“城中村”土地所有权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所谓的“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土地所有权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具体划分为“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于“城中村”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而被划入城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既有城市的一些习性，又摆脱不了农村固有的特质，是二者的混合体。“城中村”土地的所有权状态大体可分为三类：（1）、已“撤村建居”，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农民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已经被城市完全包围，原农民已全部转为居民，只是保留着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这是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城中村”，它经过改造已融入城市之中，不再是“城中村”改造的对象。（2）、正在“撤村建居”。 土地大部分被征用，土地所有权部分属于国家所有，部分属于集体所有，但原农民未转为居民。（3）、尚未“撤村建居”，但已列入城市框架范围，土地全部仍属于集体所有。后两种村的情形是狭义上的“城中村”，是通常所说的要改造的“城中村”。“城中村”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状态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类，两种土地所有权从表象看，仅是所有权主体不同而已，但其实质是不平等的，表现在：（1）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而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为集体。根据土地法第10条：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又分为：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组织形式。两种土地所有权在集体与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转化，且是单方的，只能由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而不能是国家向集体所有权转化；同时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是不能相互转化的。（2）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的条件是唯一的，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方式为出让，这种行为其实质可以看作是一种买卖，只不过是一种强买强卖罢了，只有一方当事人（国家）的意思，几乎是容不得对方（农村集体）意思表示，农村集体只有强制取缔的义务，这就难以保证交易的公平了，自然出现了现实中征地赔偿款太低，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的发生。（3）两种所有权的权能上也是完全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种土地使用权上。而“城中村”土地所有权往往表现国家所有权借助“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断地扩大，“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缩小的趋势；同时也表现集体土地所有者已经看清国家征用土地不完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征用后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农村集体在土地所有权交易中开始尝试用市场价格讨价还价，甚至漫天要价，凭此来保留其土地所有权，村落在城市中得以延续。
2、“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状态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即依法取得利用土地的权限。由于两种土地所有权存在本质的差异，相应其土地使用权也不完全一样，国有土地使用权仅有一种形式，而集体土地使用权又可分为宅基地使用权、农用地使用权与非农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虽在性质上都有物权性质，属于他物权的范畴，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①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②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③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④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了“城中村”现实存在的情形：①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而没有任何规划与建设部门的批准；②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③非法租赁土地；④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⑤用集体土地抵押贷款⑥用集体土地进行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由于“城中村” 集体土地的边缘性、稀缺性、区位性、固定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相比较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低廉性，是它拥有旺盛的需求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差别使“城中村”得以客观存在。
三、现阶段“城中村”改造实践中土地权利的处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它在现实中已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障碍。目前全国各城市都在对其进行着相应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形成“城中村”的根本原因，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根除二者之间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城中村”的改造。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权利这一根本问题，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方式。在城市的郊区由政府征用按相同面积或更大面积的土地，并建成新村与之置换。这在“城中村”改造的初期，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可以达到目的，但也是困难重重，因：①村民对于原村有着浓厚的依恋，祖祖辈辈在此居住，故土难离；②农民不愿意放弃可得的数额不小的房屋租金利益；③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居民生活及在人格上与居民平等对待的愿望也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现在的“城中村”。因此，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措施现在越发越难以实现。（2）通过“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这一行为具有以下特点：⑴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所有权主体由原来的农村集体，包括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全部变为国家。⑵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⑶土地的权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的抵押、租赁问题在土地的所有权转变后得以解决。伴随这一根本转变的同时是农民身份的改变：全部脱农民户籍而成为城市居民，一切纳入城市化的管理，建筑要进行规划，医疗、保险均按城市居民对待。
纵观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能够看出，“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似乎从根本上已改造了“城中村”，解决了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问题，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目前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城市较为普及，如深圳市在2004年就一次性地将宝安、龙岗两区27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集体所有的上述956万平方公里土地将随之转为国有。3然而，透过这一事件的背后，笔者隐隐感到一种疑虑：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明显存在着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是实体权利，它的剥夺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做出，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此权利，否则即为无效。尽管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均是由其城市的人大或政府制定，有些具有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有些只是政府文件，如《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然而因条例的做出缺少宪法上的依据，条例的效力层阶远低于宪法，故而是无效的。2、集体土地要转为国有土地，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均不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性质。而目前各地虽从地方立法中承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效力，但因为该“转为”没有法律上依据，故而从法理上讲，各地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无效。3、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后，所有权人以其永久所有权换取了有期限的使用权，对于原集体土地所有人权而言，在与国家就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中，付出的代价太大，交易成本过高，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具有不可交易性。
然而也有学者对“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转为”行为是持赞同观点，理由是 “城中村”顾名思义是城市中的村庄，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的规定，“城中村”的土地自然属于国家。对此，我认为这种理由是不妥当的。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直接将土地资源确权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因“城中村”最初就是农村，土地确权时依据宪法规定就已经界定为集体所有，即是说 “城中村” 在其成为城市中的村庄时，其土地根本就属于集体所有权。其次，所有权的产生、消灭均须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发生，在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原属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可能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后，“城中村”地处于城市，是城市中的一部分，只说明二者的地缘关系，而并不能证明所有权关系。
四、“城中村”改造中土地权利解决的途径
既然“城中村”在地域上已经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城中村”内的人理应与城市居民应享有同样的待遇，最直接的体现是财产的所有权，“城中村”的房屋也应该向城市中的其他房屋一样，可以进行自由的转让，根据我国房地产法关于“房随地走”的原则规定，说到底是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必须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要使集体土地使用权变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其前提必须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通过征用，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才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因为它符合征用的条件。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征用的条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偿；而“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城中村”内居住的居民、外来人员的利益，为了整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同样也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的而改造，“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而且在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同时国家也给予相应的补偿，只不过与通常征用集体土地的货币补偿方式不同而已，“城中村”改造中的补偿方式包括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以及因身份改变而获得的各种物质利益，如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时还有长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因此，“城中村”改造中，要解决“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而要解决土地的二元所有制问题也只能通过征用途径。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的关系，其实质是土地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关系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公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的权利。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为前提。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先由农村集体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给与相应补偿，土地使用权由集体收回后，国家才开始征用。





参考资料：

1罗赤，《透视城中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1年第37期。
2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卢彦铮，《深圳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全面国有化之惑》，2004年09月27日。



合作还是背叛，知识产权纠纷博弈策略抉择

王瑜


　　知识产权争议不像普通民事诉讼那样，在法律上是否相当分明比较容易判定胜败。知识产权争议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判断并不是很分明，因此存在博弈的空间，而博弈的参与者不局限于两方，经过的程序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要复杂很多，不像普通民事诉讼一般经过二审就可以完结。在博弈论中属于复合的多人博弈，张裕公司进行的“解百纳”保卫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极具代表性，下面以此案为例解析如何应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纠纷博弈。

一、多轮博弈，如何摆脱诉讼泥潭

　　张裕公司将“解百纳”注册为商标，同行业提起商标争议，商标局撤销了该商标的注册，张裕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2008年5月26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张裕公司申请的“解百纳”注册。同行业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商标。该商标是否最终能成为张裕公司合法注册的商标，人们还在拭目以待。“解百纳”商标之争源于“解百纳”是不是个通用名称，对此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不是，另一派认为是，而且两派的观点在是与不是之间变化，只有争议的双方张裕公司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观点。“解百纳”是否能成为注册商标，张裕和同行业企业已经经过了几轮的博弈最终还是没有结局。通用名称之争一般没有尽头，注册十几年的商标被认定是通用名称而被撤销的案例在我国已经发生过多起。那么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理性对待反复的多轮博弈？先来看一个博弈模式：

　　马丁•苏比克发明了“美元拍卖博弈”，一个极为简单，非常有娱乐性和启发性的游戏，游戏中一张一美元的纸币被当众拍卖，规则是：每次新的报价必须高于上一次，在规定的时限内以价高者得。报出第二最高价者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也要付出他最后一次报价的款项。苏比克的规则很快让人发疯了，因为后一次报价让总让前一次报价的人处于不舒服的地位，谁都不愿意做出价第二的傻瓜，白费了钱，却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在相互攀比下，参与相继将价格抬高，这个价格很容易被抬高到1.01美元，那么出这个价的人得到这一美元，但是支付的价款要高于一美元，反而损失了一美分。而出价第二高的人更是倒霉，白白扔掉了一美元。这个人为设计的游戏规则，理性的思维告诉我们这是疯子的游戏，现实中大家不会这么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非理性的博弈处处可见，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军事实力排在第二的始终没有安全感，于是两个国家拼命增加军备超过第一，结果耗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缴纳的税银。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当一家开始降价，其他的企业立即下降更多，一轮一轮的降价大战，博弈者终于失去理性，以致跌破了成本价。但是最终并没有吸引来消费者，买涨不买跌的心态，让消费者观望，博弈的结局是个负和，竞争各方两败俱伤。张裕在“解百纳”之争的多轮博弈中同样也陷入“美元拍卖博弈”困境，每一次博弈，价码都在提高，因为博弈各方的诉讼成本在递增，总有一方要败诉，败诉的一方就成为出价第二高的“傻瓜”，其为此付出的所有成本都要泡汤。张裕与众同行的“美元拍卖博弈”从司法程序又战到市场，张裕和其他各方纷纷对解百纳系列产品进行降价，双方交替降价，大大减少了“解百纳”产品的利润空间。在这个“美元拍卖博弈”中张裕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要么提高出价与众同行继续博弈，无论结局如何，在这场博弈中最输不起的是张裕公司。

　　如果卷入人为设定的“美元拍卖博弈”中，理性者都知道那样太傻，不幸的是当人们陷入类似“美元拍卖博弈”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却并不能意识到。一旦陷入很容易失去理性，当你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时，怎么办？是停止出价让对方胜出，还是继续报价让对方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如果博弈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傻瓜陷阱时，就可以达成合作，约定由一方胜出，胜出的一方承担出价第二的人一半的损失，这样避免在多轮的博弈中，双方陷入重复博弈的陷阱，减少双方的损失。如果一方不遵守合作约定选择了背叛，让对方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则可以获得全部的收益，同时他的背叛必然遭到另一方的报复，于是恶性的傻瓜博弈又开始循环。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在知识产权多轮博弈中，如何避免陷入诉讼的泥潭？答案很简单，要想自己不成为傻瓜，达成合作（和解），尽早结束博弈对博弈的参与者而言都是唯一的选择。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各方也陷入了“美元拍卖博弈”的困境中，对任何一方而言最佳的抉择就是进行合作，达成和解。

二、将对方陷入“囚徒困境”

　　在博弈论中有个非常著名的博弈理论——囚徒困境，是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发明的，兰德公司顾问著名的数学家塔克以一个故事的形式使大家了解了这个博弈。这个故事被进一步通俗化：说犯罪团伙的两个成员被逮住并监禁起来，美国囚犯都被单独监禁，不能通气好交换信息。警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个人犯有主要指控的罪，他们打算以较小的罪名判处二人各一年的监禁，与此同时，警方许诺每个囚犯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他作不利于同伙的证明，他将被释放，而他的同伙则要被判3年监禁，如果两个犯人都作不利于对方的证明，那么两人都将被判两年监禁。这两个人很可能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出卖对方，以求被释放，其结果是两人都被判两年的监禁。如果两个人能够进行串谋，相互不作不利于对方的证明，那么两人都将只判一年的监禁。

　　囚徒困境博弈如果运用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囚徒判处的监禁时间可以看作是权利人获得的收益，侵权人之间相互串谋将使权利人的获利减少，因此面对侵权人众多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权利人最佳的策略应当是将侵权人相互隔离，不使他们进行串谋。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当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了“解百纳”为注册商标时，张裕即是该商标的合法权利人，众多使用“解百纳”商标的企业就成为了侵权人。张裕在这场多人的复合博弈中也确实采取了囚徒困境的策略，一手伸出橄榄枝，一手高举大棒，给予同行业半年的时间考虑，要么选择接受商标许可，要么就禁止使用“解百纳”，否则就要进行打击。张裕的行为对于众多使用“解百纳”商标的企业来说，都面临囚徒困境，接受许可意味着承认“解百纳”商标的合法注册，获取自己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解百纳”商标的使用权，而接受许可对同行业而言无异于背叛，这样将造成同行业其他企业失去“解百纳”商标的使用权，并在其后可能面临张裕的侵权打击。如果仅从企业的私利而言，选择接受许可应当是最有利的，如果张裕这个策略能够得到实施，那么将可以将众多同行企业各个击破，打赢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但是不幸的是，该案件影响太大，受到的公众关注度太高，使得这些企业有了串谋的机会，张裕的这个策略将很难成功。尽管这个策略对“解百纳”保卫战不适用，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普通的多人侵权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还是可以的。对于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来说，首先要控制众多侵权人串谋的机会，还要采取其他的一些策略，比如先从最弱小的侵权者打开突破口，顺利得到侵权的司法认定，然后再渐次向实力比较强大的侵权人发起进攻，这样很容易扩大战果，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三、将多人博弈变为二人博弈

　　“解百纳”成为注册商标引起整个葡萄酒行业的震撼，动了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的“奶酪”，触动的是整个葡萄酒业的神经，长城、王朝、威龙等众多在使用“解百纳”的企业不能接受“解百纳”成为商标。众怒难熄，他们一定会借助法律途径，甚至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张裕，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张裕公司面临的是个多人博弈。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这种多人博弈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很多都在两个以上，以一个对多个，显然力量不对称，权利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博弈策略。

　　有报道说张裕公司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法务部，大量招聘法律专业人士，意在为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标维权”储备人才。张裕显然认识到保护“解百纳”将是一场持久战，面临的是众多的对手，张裕的法律顾问应当也告知了张裕商标一旦涉及通用名称之争是没有尽头的，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撤销该商标，那么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不仅是持久战，还是对手众多而且战果难以确定的混战。从商标战略上看，企业绝对不能冒随时被撤销的风险，将一个涉嫌通用名称的词汇注册为商标，更不能与众多的同行业对立，将自己陷入无休止的诉讼中。但是在张裕必须面对的这场多人博弈中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分析一下这场“解百纳”保卫战其实只有两方，一方以张裕为代表的肯定派，另一方为行业其他企业为代表的反对派，如果反对派作为一人来参与这场保卫战，那么这场多人博弈就成为二人博弈。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联合长城、王朝、威龙等12家葡萄酒企业联名发表“7•16宣言”，强烈谴责张裕恶意注册解百纳商标危害行业发展、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垄断行为，张裕拿着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在全国各大超市清理其他企业的解百纳是在“扰乱市场”。行业“大头”们联合起来提起了诉讼，行业其他企业选择了观望，它们不参与战争，却会尊重最后的判决，如果“解百纳”商标被撤销，他们继续使用，如果没有被撤销，它们将停止使用，所以它们暂时可以排除在诉讼博弈之外，张裕“解百纳”保卫战实际就成为了二人博弈。这样张裕反而大大减少了威胁和诉讼成本，只需在一个诉讼案件中，拼杀一次就全部搞定这些“大头”，一发炮弹打一个人是打，打一群人当然更合算。张裕的“解百纳”保卫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已经打了大半年仍然没有结局，胜负还未可知，但是将多人博弈变为二人博弈的诉讼策略是对的，这种策略对其他的知识产权争议同样适用。

四、合作还是背叛，张裕艰难的抉择

　　知识产权在我国长期被看作是法律概念，使得人们对其认识禁锢在法律保护上，其实知识产权更多的是一项财产，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是知识产权的创造还是运用都应当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也不例外，必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审查诉讼的必要性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诉讼策略。

　　张裕六年的抗争拿到的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从法律上看，可以说是已经取得了“解百纳”商标，但是却陷入了尴尬的局面：1、使用不得，注册商标是为了使用的，只有通过使用才能赋予商标价值。但是因为该商标存在被撤销的高风险，一旦被撤销张裕前期巨量的投入以及该商标附加的价值立刻灰飞烟灭，所以张裕使用不得；2、维权不得，作为一个有效的商标，有权排斥其他企业在相同的产品上使用，但是张裕面对上千家葡萄酒企业都在使用“解百纳”的现实却难以清理门户，任何一次维权行动都需要对“解百纳”商标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每一个诉讼都有被认定无效的可能；3、不使用还不行，商标法规定连续三年不使用，该商标将被撤销。在进退维谷之间我们看到了张裕对商标制度缺乏基本的理解，更不懂得如何运营商标，致使自己置身于不义的尴尬境地，陷身于难以取胜的诉争泥潭。

　　“解百纳”商标之争搅动了全国的葡萄酒行业，如果事态不能平息，无休止的诉争很可能会殃及池鱼，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我国葡萄酒业的健康发展。张裕在葡萄酒行业是中国的龙头老大，中国的市场巨大，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垄断市场，在我国普通酒市场发展迅猛之时，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才能将这个市场蛋糕做得更大，大家从大蛋糕中分享“解百纳”成果。市场总是竞争与合作相伴相生，在市场上取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个企业的愿望。与竞争企业合作不一定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仅将同行业看作是竞争者，单方采取一些竞争手段，比如降价促销等，可以为企业带来一时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手段在同行业看来无异于“背叛”，那么如何处理好合作与背叛的关系将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抉择，也将成为企业的战略规划。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务竞争手段，知识产权战略必将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中，不管谁是最终的胜者，受损害的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各葡萄酒企业都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即便是目前的胜者——张裕也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实质损害。中国葡萄酒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行业才能做大，才能抵御国外葡萄酒的冲击，才会有中国葡萄酒企业生存的空间。这场保卫“解百纳”战中，张裕的行为当然被看作是对行业的背叛，在博弈论中对待背叛者最佳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同行业对张裕只会以背叛的策略来应对，那么张裕在整个行业将限于孤立，失去与行业合作的机会，对其今后的经营必然带来不利。由此张裕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必须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是合作还是背叛？

　　张裕的抉择其实也是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争议中都要面临的，我们期望张裕们能全面进行权衡，从企业发展战略高度审慎做出抉择，对于具体的知识产权纠纷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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