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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09] 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成员单位密切配合，有关方面积极行动，较好地完成了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阶段的任务，取得初步成效。但是，一些地区也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进展不平衡、自查自纠不深入、披露问题不全面、信息沟通不及时等问题，必须予以重视，认真加以改进。为进一步做好检查验收和总结报告阶段的工作，切实取得成效，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专项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开展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全面检查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和运营情况，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是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基础管理和制度建设，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和人民群众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要措施。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查找问题和不足，充分利用多部门联动机制，认真做好后两个阶段的工作。既要解决侵占、挪用、贪污、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问题，也要解决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深化源头治理，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探索建立社保基金管理监督的长效机制。

二、认真组织检查验收工作

检查验收工作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自查自纠情况、巩固工作成果的重要手段，要认真组织实施。省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结合当地实际，精心制定检查验收方案，明确检查的内容、方法和要求。检查验收主要应审核自查自纠统计报表及地市社保基金专项治理总结报告初稿，检查财务、业务账目以及数据质量和信息系统安全等情况，清点现金、有价证券、实物资产和各类收费票据，核实结余基金的存储、保值增值等情况。同时，要将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作为专项治理的重点，着重检查社保机构在医保待遇审核、支付和费用结算，医疗机构在医保费用使用和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委托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检查验收中，如发现自查自纠走过场、故意掩盖问题等情况，要进行整改补课，并对相关地区、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

为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质量，各地要组织专门力量和专业人员参加检查验收工作，并进行业务培训，使参加检查的人员了解相关政策，掌握业务知识，熟悉工作路径，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示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好必要的经费、物质保障，确保检查验收工作的开展。省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协助部际领导小组搞好检查验收。

三、切实解决检查发现的问题

各地要在自查自纠和检查验收的基础上，认真梳理检查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积极研究解决办法。对历史遗留的挤占挪用问题，要按照政策该清欠的清欠、该追回的追回、该处置的处置；对损失的资金要采取措施补足，属于政府及有关部门挤占挪用，同级政府偿还有困难的，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核销，同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发现的挤占、挪用、贪污基金问题，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切实整改。通过专项治理发现需要完善制度、政策的问题，属于地方性的问题，由各地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属于全国性的问题要向部际领导小组报告情况并提出建议。

四、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交流

省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对社保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督促和综合协调，全面掌握有关情况，及时交流做法和经验，向部际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有关情况，特别是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案件，务必及时上报。部际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各地报送的简报、书面材料、重要情况等信息进行定期汇总，通过工作简报等形式向各地通报。对重大情况隐瞒不报的，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五、及时上报专项治理工作总结

检查验收结束后，各地要认真分析总结，及时形成工作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总结报告要有数据、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避免说空话、套话。要认真填报《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统计表》，确保数据翔实准确，做到不漏项、不虚报。凡经部际领导小组审核认定不符合要求的总结报告和统计报表，将退回重新修改完善。请省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于2009年6月12目前，将自查自纠阶段工作情况报告和检查验收方案报部际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监察部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审计署 卫生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00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非理性对现代法治的破坏

2000年12月20日 00:40 郝铁川
　　农业民族生活在经验世界中，较之于商业民族，其生活方式和内容是简单的，简单的生活产生简单的感情，简单的感情产生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思维必然导致理性的匮乏。
　　法律体现的是理性，非理性的横行势必阻碍法治目标的实现。
　　第一，非理性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利于由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向守成式、建设型的法治的转变。
　　群众运动往往是正义性和盲目性同在，本能性和理想性并举，神圣性和非理性共存的社会历史活动。群众运动的动力来自情感燃烧的力量，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点。在反抗压迫他们的不合理秩序时，有着原始的冲动，能反映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状况，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支柱，则不能找到这种不合理的根源，不能提出实现社会合理性的正确方向，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大轰大嗡，盲目激进。
　　中国几千年来停留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非理性思维特点。表现之一便是中国人常常欣赏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式、剧烈革命型的法治。这种法治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却令人不敢恭维。当年，我们曾不顾宪法规定，在短短三个月内，一下子建立70多万个人民公社，期望拔高公有化的水平；又调动千军万马去大炼钢铁，期望在七八年内赶超英美；还规定家家不准冒烟，都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期望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但结果怎么样呢？“一枕黄粱再现”。后来的十年“文革”，出发点是所谓“反修防修”，保证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但事与愿违，十年运动变成十年动乱。
　　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在社会形态更替时期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向守成式、执政建设型的法治转变。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第二，非理性以情为本，喜欢宣泄感情，将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理性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院的判决书中经常出现“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的语句，“民愤”成了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罪刑法定的现代法治原则变成了罪刑“民愤”定。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固然是最高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可以直接表现为法律。相反，它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如果把罪刑法定变成罪刑民愤定，必然带来罪刑擅断主义。因为民愤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常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文革”期间，“四人帮”正是依照所谓的罪刑民愤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理论，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说什么“民兵办案是政法工作的大方向”；他们在辽宁的亲信推行什么“五群”（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第三，非理性喜欢一蹴而就，“过把瘾就死”，而不重视程序、过程，导致程序虚无主义的泛滥。
　　非理性是农业社会生活简单化的反映，因此，农业民族做起事来十分粗糙，说起话来十分简短。有一段相声说道，最能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人，对话最简单。“谁？”“我。”“咋？”“尿。”四个字就构成了一对夫妇夜间的一组对话。
　　语言过于简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维的幼稚。幼稚的思维势必导致司法活动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人人都可以坐堂问案，司法人员无须职业化；二是认为程序可有可无，关键是法官的内心体验、直觉顿悟。
　　非理性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一种可怕的习惯思维，是现代法治的天敌。孔子说“克己复礼”，我们不妨说“克己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