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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开展反规避执行的大环境下，基于在被追加执行的配偶与申请执行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思考。笔者认为立法者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留给了司法实践者多大的利益平衡空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也是寻找一个利益平衡作为一种司法价值目标的问题。综上所述，为迈出追加配偶执行的困惑之门，使该项制度能更好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对权益进行平衡和完善：
一、完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设定虚假诉讼司法阻却机制。

1、界定债权人的举证责任，保障被追加配偶的合法权益。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省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按照该指导意见，夫妻一方除一般家事代理范围内的债务以及两个例外规定外，都应认定为个人债务。而在审判实务中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则上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改推定共同债务为推定个人债务，由债权人对借款人超出家事代理权范围的债务构成表见代理承担连带责任，从而达到保护夫妻一方，遏制虚假诉讼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该指导意见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甚弱，要求出借人证明借款人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或者举证证明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同样对债权人比较苛刻。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另一类虚假诉讼即夫妻恶意串通诈害债权人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受浙江省高院司法探索的启发，笔者认为，为预防离婚一方虚构或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进行修改，对婚姻当事人和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为保证举证责任分配反映实体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司法制度在设定举证责任时，应当让更接近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其集中表现即是从制度设计上预防两个虚假诉讼的发生。”对于是否构成家事代理权的举证责任，应由申请执行人承担，因其较夫妻中未举债一方更熟悉债务情况，以平衡第三人交易安全与夫妻人格自由财产独立。

具体而言，夫妻中未举债一方只要能证明讼争个人债务不是基于上述有权家事代理所产生，其举证责任即告完成。债权人必须就相信是其夫妻双方的合意的理由进行举证：主观上，未实施行为的夫妻一方是否曾就该行为作过允诺；客观上，形成债务所得的财产是否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如果构成表见代理，即使该债务实际上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对债权人有连带清偿责任。对于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的债务，则作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

2、在被执行人主张共同债务的案件中，由被执行人负举证责任。为预防夫妻恶意串通诈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案件的发生，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就都是共同债务，这无疑是过分强调了债权人的利益而抹杀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独立。尤其是，夫妻一方所负的非法债务，如赌债等，配偶往往一无所知，自然无偿还的义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但书规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一方为逃避债务，将个人债务用夫妻共同财产甚至对方个人财产来偿还或者防止恶意举债损害配偶权益。

然而，既然夫妻一方有意为此，其必然不会让配偶知晓该债务具体情况，相对方举证的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该配偶的权益，不利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因此，由被执行人举证证明债务系用于家庭生活所需，符合公平正义的举证原则。

二、把握夫妻个人债务的认定标准，规范追加实践的衡定指向。

如上文提到的，家事代理权是一种当然代理权，即无需事先取得配偶的授权，事后也无需征得配偶的追认。所以，家事代理必须限定在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否则，夫妻一方往往会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所以《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根据婚姻的共同目的性将该行为分为日常生活需要（家庭事务）行为和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是较为合理的。如果要在追加实践中，设定“正义阀门”，以彰显司法正义，那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能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就看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所需或成立表见代理。

一般而言，区分夫妻共同债务时的可采用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虽然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三、秉承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合理设定追加实践的执行底线。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双方串通逃避债务。然而，“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夫妻离婚是因为配偶不满于被执行人的胡作非为或恶性难改（吸毒、赌博等）才离婚的。双方离婚时，已无什么财产，让配偶以有限的财产偿还无限的债务显然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产生，源于家事代理的有效性，其担保则来源于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当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共同债务时，夫或妻理应因此免责，即不应当将之后的个人财产用于清偿共同债务。离婚后，若共同财产已经用于清偿共同债务，夫或者妻应因此免责。因此，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债务转化为共同债务后，债务人的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其实际接受财产或受益的范围内。”

“《瑞士民法典》 已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立法例。“《瑞士民法典》第193条规定：（1）配偶一方或夫妻双方的债权人对某财产可提出清偿请求的，该财产不得因夫妻财产制的设定或变更，或因夫妻财产权的分割而解脱被清偿的责任。（2）前款之财产已转移于配偶一方的，该配偶人须偿还债务，但对其能证明所受领之财产不足债务的部分，可免除其偿还的责任。”上述规定既明确了夫妻双方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又同时规定了配偶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负偿还债务责任，平衡了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畅通权利人的救济渠道，设定完善相对人异议之诉。

无权利即无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权利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时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通过外力解决的资格。追加被执行人程序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债权实现手段，在保障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同时，亦必须保障被追加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要实现对所有执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毕竟属于实体私权范围，对于在民事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来说，执行机构虽然有权以非诉（异议）的形式予以解决，但必须在保障当事人对在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享有诉权的前提下行使。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中已有充分体现：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由于债权人进行强制执行程序，其权利受到侵害者，既可以依其法向执行法院声明异议获得救济，也可以同时利用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或另行起诉的方法，主张其实体法上的权利，以获得对抗债权人的胜诉判决。

虽然我国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一制度仅适用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而提出不同意见，对于执行当事人权利受侵犯的情况则无相应的救济措施。然而，在执行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侵害执行当事人尤其是被追加被执行人权益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虽然不排除执行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但应该说执行工作自身的特点已决定了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异议之诉制度，进一步扩大可提起异议之诉的主体范围，允许执行当事人（债权人和债务人）特别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提起异议之诉，以给予他们充分的救济。

在当前背景下，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任务艰巨，意义重大，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追加配偶执行作为执行工作的一项制度应当在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和服务科学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浅谈交通事故中保险的适用问题
杨志彪，滕风武

摘要：现代社会，机动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代步工具，提高了家庭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风险和灾难。保险具有风险分摊的社会功能，在交通事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人们对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交通事故中的应用有着种种的困惑和问题。本文从三种保险的不同特点出发，分别就三种保险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作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保险，人身损害

一.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可以先行赔付

责任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或经过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关于第三者按通常的理解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是第一者，被保险人是第二者，除他们以外的均属于第三者；依据国际通行的保险理念，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是指除被保险人和保险车辆上人员之外的所有人。
强制保险是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而建立保险关系的一种保险，一般基于国家实施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而开办，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象都必须依法参加保险；设立强制保险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聚集众人的力量，分散风险的原理和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个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减轻被保险人的损害、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对被保险人和保险车辆上人员之外的所有人遭受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进行赔偿支付的一种合同。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 “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十五条 “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
由此可见，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我国强制要求机动车投保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制度，其归责原则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受害人或机动车司机可以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要求保险公司积极支付抢救费用。在人身损害赔偿的调解和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被告，要求其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
这个规定对受害人非常有利：一方面，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可以先行申请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等费用，使其能得到充分的救助；另一方面，在责任的分担确认后，如果受害人有过错，可以按法律规定扣除第三者强制责任险限额后，依照责任分担的比例申请赔偿，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司机A投了10万的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在一交通事故中，司机A应承担70%的责任，而受害人B各项损失总和是20万。按原来办法，B只能要求A赔付20X70%=14万；按新规定，B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然后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比例求偿，即10+（20-10）X70%=17万。

二.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能支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后，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给予抚恤、劳动保险待遇”。因此，一些受害人认为：在处理完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后，还可以到单位申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一些地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交通事故的医疗费用。于是，交通事故中的医疗救助费用，只要不涉及发票原件问题，就可以双重报销。这对于在交通事故中也要承担责任的受害人十分有利，如：在一个交通事故中，A要承担50%的责任，A在向司机取得赔偿后，可以用医疗费用清单和剩余的医疗发票向社会医疗保险中心要求支付。如果医保中心的工作员按费用清单对药品进行审核，然后按50%的比例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那么受害人在医疗费用这块就基本可以不用自己掏钱了。
2004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没有旧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但参照《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2005修订）》第三十条“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下列医疗费用：（一）在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但急诊除外；（二）在非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三）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或者其它责任事故造成伤害的；（四）因本人吸毒、打架斗殴或者因其它违法行为造成伤害的；（五）因自杀、自残、酗酒等原因进行治疗的；（六）在国外或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治疗的；（七）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由个人自付”中的第三款的规定，明确将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医疗费用不列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范围。在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上都有此类规定。
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似乎有点儿不近人情，但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性质以及当前的法律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是不能支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三. 工伤保险补偿和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能否双重获得?

对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处理，世界各国主要有四种基本模式：
一是以工伤保险补偿完全取代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以德国为代表。
二是允许被害人在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之间任选一种。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曾一度采用此种模式，但后来均已废止。
三是被害人对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补偿可以同时请求，共同保有，英国为典型，我国台湾地区亦采取此制。
四是受害人对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与社会强制保险可以同时请求，但是所获总额不得超出其所受损失的总额，日本为此种立法模式的代表。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实践中，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赔偿适用问题是工伤保险补偿和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适用的典型，较为常见。对于此类赔偿问题应如何适用法律，成为一个争议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对于此规定，普遍认为是采用模式一，即以工伤保险补偿完全取代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对此本文不作赘述。
《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第二款项式“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该条文各界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采用模式二的“择一原则”，有人认为是采用模式三的“双重赔偿原则”，也有人认为是采用“差额补偿、损失补平原则”。
从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受害人可以在模式四的基础上，尽量争取不完全的双重赔偿，实现利益最大化；从法律的发展角度来看，笔者较为赞同模式三的双重赔偿的思想。
（一） 相关法律的沿革
1．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后，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给予抚恤、劳动保险待遇”
2．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　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工伤保险待遇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
　　（2）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或者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已由伤亡职工或亲属领取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再发给。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3）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致残的，除按照本条（1）、（2）项处理有关待遇外，其他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4）由于交通肇事者逃逸或其他原因，受伤害职工不能获得交通事故赔偿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办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5）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帮助职工向肇事者索赔，获得赔偿前可垫付有关医疗、津贴等费用。
3．2004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均将未将上述的内容写入，同时《人身损害解释》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至此，对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赔偿适用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受害人可以根据差额补偿原则实现损失补平，同时也可以尽量争取不完全的双重赔偿，实现利益最大化。
《人身损害解释》在协调工伤赔付问题上，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清晰规定。但很多人认为损害赔偿计算应适用损益相抵原则，所以在受害人已经通过工伤保险获得一定补偿的情况下，其又请求损害赔偿，其中超出部分应作为受害人因损害而获得的利益，应予以扣除。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工伤办法》正是这个原则的体现。在当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旧办法。另外在实践中，工伤职工在向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待遇，或向法院申请人身损害赔偿时，工伤保险机构或者法院要求被害人提供医疗费等费用的原始票据。所以受害人不太可能“一票两报”，只能进行损失填补。
笔者认为，受害除了尽可能地争取到全额的医疗赔偿外，还可以要求到医疗赔偿以外项目的双重赔偿。因为在工伤保险赔付和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中，除了医疗赔偿外，还有伤残赔偿或死亡赔偿，以及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独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赔偿都不需要原始票据。在实务操作上，受害人可以工伤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一起申请，争取利益最大化。

（二） 从法律发展的角度分析，双重赔偿是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