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办法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办法
（2002年9月29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公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体育组织管理、经费投入、设施建设和发展体育产业等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组织实施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计划，指导、监督各部门、行业、社会团体开展体育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计划、财政、教育、建设、公安、工商、劳动保障、卫生、农业、民政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体育相关工作。
体育社会团体依照其章程组织开展体育活动。
第五条 推进体育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育社会团体运作，社会各方面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机制，促进体育社会化和体育产业发展。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各类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为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社会体育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全民健身计划和实施方案，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省、市、县每四年举办一次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省适时举办民族传统运动会。
第八条 建立以体育社会团体、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组织、指导公民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编创、推广科学文明、简便易行的体育健身方法。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体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发展城市社区体育。
街道办事处应当利用区内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引导、组织居民开展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等体育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体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采取措施推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
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应当引导、组织农民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科学文明的体育活动。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根据本单位工作、生产特点，制订体育健身计划，为职工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组织开展工前操、工间操、群众体育竞赛或者其他形式的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工作机构应当组织职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开展适合各自特点的体育健身和体育竞赛活动。
第十三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实施公民体质监测，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指导公民科学健身。
第十四条 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劳动保障部门会同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从事群众性体育运动技能传授、体育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活动的人员，需经政府批准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考核，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
第三章 学校体育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学校应当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体育作为对学校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十六条 学校必须按国家规定开设体育课，实施学生体育健康标准，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每学年至少举行一次以田径项目为主的全校性体育运动会。体育课考试成绩是学生毕业、升学的依据之一。
学校应当按国家规定组织学生定期进行体格健康检查，并对学生体质状况予以监测。
第十七条 学校开展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十八条 中小学校应当选拔有体育特长的学生进行课余体育训练，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创办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建立体育运动队，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对中小学校课余体育训练、高等院校体育运动队进行指导和扶持。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按国家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和要求配置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安排体育经费，保障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
城区学校的体育场地和设施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建设相近学校共用的体育场地和设施。
第二十一条 学校体育场地应优先保证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
第四章 竞技体育
第二十二条 鼓励、支持开展竞技体育活动，积极培养、引进优秀运动员、教练员。
第二十三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育后备人才达到省体育行政部门规定标准的，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对培养单位和教练员给予奖励。体育训练单位将体育后备人才选招为运动员的，应当给予培养单位和教练员适当的经济补偿。
体育后备人才由省体育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单项体育运动协会注册登记。经注册登记的体育后备人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给予训练补贴。
体育后备人才标准，由省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体育训练单位选招运动员和组建运动队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第二十五条 体育训练单位应当保证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运动员继续接受义务教育。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运动员可以在其体育训练单位所在地就近入学。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校应当接收其入学，并不得收取额外费用。
体育训练单位应当为运动员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运动伤残保险。保险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体育训练单位、运动员承担。
第二十六条 省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体育教练员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体育教练员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体育教练工作。
第二十七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组建运动队，开展竞技体育训练，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社会组织和个人组建的运动队与政府组建的运动队在体育竞赛中享有同等的参赛权和受奖励权。
有条件的体育运动项目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
第二十八条 体育竞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全省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由省体育行政部门管理；省级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目全省性体育运动协会管理。市、县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由市、县体育行政部门管理；市、县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目的市、县体育运动协会管理，该项目无体育运动协会的，由市、县体育行政部门管理。
承办体育竞赛的单位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举办体育竞赛应当具有与竞赛项目相适应的场地、器材、经费、裁判人员和安全措施，以及交通、生活条件。
第二十九条 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竞赛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必须遵守体育道德和竞赛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
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
禁止利用体育竞赛从事赌博和其他违法活动。
第三十条 对获得下列运动成绩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由省人民政府给予重奖。
（一）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八名；
（二）亚洲运动会、亚洲锦标赛、亚洲杯赛前三名；
（三）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一名；
（四）在国内外大赛中创、破世界纪录。
第三十一条 运动员、退役运动员在就学、就业等方面享受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五章 体育经营
第三十二条 省体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公布的体育项目和本省实际情况，确定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前款所称体育经营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以体育项目为内容的经营活动，包括体育竞赛、表演、健身娱乐、体育旅游、培训、咨询、中介等活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培育体育市场，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开展体育经营活动，发展体育产业，增强体育自身发展活力。
体育事业组织可以发挥场（馆）、项目、技术优势，依法开展体育经营活动。
第三十四条 体育经营活动应当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科学、文明、合法经营。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必须具有相应的体育设施和体育专业人员，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
第三十五条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体育经营活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申请开办涉及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体育经营项目的，经体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涉及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体育经营项目，由省体育行政部门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 保障条件
第三十六条 体育事业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自筹资金发展体育事业，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体育事业提供捐赠和资助。
体育彩票公益金，按照国家的规定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编制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农村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应当纳入乡镇建设规划。
新建非营利性体育设施的基本建设用地，由政府依法统筹安排。其中的公益事业用地属于使用国有土地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方式取得。
第三十八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当建有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相适应的综合体育场（馆）和其他公共体育设施。
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当逐步建有标准田径场、标准游泳池、带看台的灯光球场和综合训练馆（房）等公共体育设施。
第三十九条 公共体育设施由各级人民政府筹资兴建。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捐赠或者资助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
政府筹资兴建的公共体育设施，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管理。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投资兴建的公共体育设施，投资人享有经营权、管理权和受益权。
第四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居住区，规划部门、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规划建设体育设施。
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必须与居住区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第四十一条 体育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消防、卫生、环保、体育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体育设施不得投入使用。
第四十二条 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学校、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的体育设施，在不影响教学秩序、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
政府兴建的不需要提供专门服务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
实行有偿使用的公共体育设施，在收费上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给予优惠。
公园应当规定时间，免费向晨练的公民开放。
公民应当爱护体育设施，遵守体育设施管理规定。
第四十三条 体育设施的维修、保养由其管理、经营人负责。非营利性大中型公共体育设施的保养、维修经费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四十四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破坏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以及其他公共体育设施。
城市规划调整需要改变公共体育场（馆）用途的，城市人民政府必须举行听证会，听取市民和体育行政部门的意见，对提出的合理意见，应予以采纳。未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共体育场（馆）不得改变用途。
城市人民政府批准改变公共体育场（馆）用途的，必须按照便民原则择地重新建设。重建的体育场（馆）竣工前，不得拆除原体育场（馆）。
重建的体育场（馆）的功能、规模不得低于原体育场（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并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开设或者擅自停止体育课的；
（二）未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的；
（三）出具体育成绩证明弄虚作假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开展体育活动为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二）干扰、破坏学校体育教学秩序的；
（三）利用体育竞赛从事赌博或者其他违法活动的。
第四十七条 建设、规范部门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标准审批城市居住规划设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单位未建或者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建设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建；拒不补建的，由体育行政部门提请城市人民政府向建设单位征收国家规定标准的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造价额2至3倍的建设补偿金后，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兴建。
第四十八条 侵占、破坏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法规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条 有列下行为之一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国家体育社会团体的有关章程的规定给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体育行政部门给予记大过以上的行政处分：
（一）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行为的；
（二）在体育活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
（三）违反运动员注册管理规定的；
（四）违反体育职业道德的。
第五十条 未经体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办涉及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体育经营项目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可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成新公共体育场（馆）前，将原公共体育场（馆）拆除或者批准改变用途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体育行政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