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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WTO关于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案例研究
郑圣果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中图分类号 F744 文献标识码 A

内容摘要：环境与贸易之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国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往往因为威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而受到多种质疑，引发各种贸易争端。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在处理成员方递交的此类争端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本文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总结、归纳WTO在审查成员方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方面的立场、规则和纪律。
关键词：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例外条款；域外管辖；透明度；国际环境法规范

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之间联系的兴趣重新涌现” 。环境的恶化触及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物质基础，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和组织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关环保贸易条款在实施中找到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摆在WTO面前的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力问题）；2、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对贸易的影响；3、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4、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 。 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措施和一些国家单边采取的贸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进口、许可证制度、征收环境附加税等 。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家采取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GATT/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二、 GATT/WTO体制下的相关规定

（一）、GATT/WTO共有的规定
重审历史，我们发现有关环保与贸易的关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课题，只不过GATT的起草者们并未料到今日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毕竟促进自由贸易的增长是GATT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以下是GATT时期有关环保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也为WTO所继承，被认为是解决成员间有关环保和贸易争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3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 。但同时限定条件，包括：（1）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在计算上必须合理；（2）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必须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搞差别待遇。（3）不能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费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2、第11条关于进出口产品数量限制的规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实行数量限制，但不适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缔约方出于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2）是为实施某些商品归类、分级和销售法规而必须实施的进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对进口农产品和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可以看出，这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间接地可归于一国出于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WTO义务的豁免。
3、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保护环境采取下列措施：“(B)为保障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为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 。鉴于该条（B）和（G）款被普遍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也是成员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处，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适用规则，在接下来的具体案件分析中，将以此为主要法律依据展开论述。
（二）、WTO对环境贸易条款的发展
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环保组织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能动关系，WTO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课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而且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顾保持与维护环境，并以符合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关注，加强达此目的的措施……”，明确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这也是“环境”字眼首次出现在多边贸易协议中。
2、其他各项一揽子协议中所包含的环境条款。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相应规定，主要为成员方采取的与环境有关的措施设定了纪律和行为准则。
3、WTO成立后有关部长会议的宣言、决议。如2001年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中的《贸易与环境》工作计划。
小结：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与其他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不同，世贸组织并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协议，而是主要通过成员方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的合意以“环保例外+限制条件”的条款形式加以表现，其规则具有分散性、原则性、高度抽象等特点，从而导致相关环保条款只有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确定和发展。因而，对WTO案例的研究在环保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下面结合GATT/WTO史上的经典案例就以下几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较多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从中总结、归纳WTO在处理该方面形成的规则，推敲WTO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基本原则，以期对成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调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

（一） 对条文用语的扩大/松动解释
适用WTO条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释条文的含义。解释的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TO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进行协调的能力。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有关协议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一改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保守作风，积极致力于对环境贸易关系的协调 ，在对条文用语的解释上，明显地放松了标准，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的需要。
1、 可用竭的天然资源
根据立法背景和通常理解，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一词的合理解释应是诸如煤、矿产品等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其他可更新、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生物资源。但在GATT后期就开始体现出体现了对该词语宽泛、扩大解释的趋向。
在WTO受理的第一起上诉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为，清洁空气属于20条意义上的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资源的可再生性不能成为反对构成可用竭天然资源的理由 ，初步体现了DSB在环境贸易措施保护对象的范围的放松倾向。而1998年WTO上诉机构对海龟案的最终裁决报告可以说是全面表述了DSB在此方面所持的立场。上诉机构解释到：首先，根据条约文字，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与可再生的资源以及生物资源并不相互排斥，活的物种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再生，但由于人类的活动，也是可以耗尽穷竭并灭失的。其次，条约解释应遵循同时代发展（contemporary development）的原则，WTO协议的序言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持与维护环境的重要性，：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经常把天然资源看作兼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GATT 1994第20条（g）项解读为仅指养护可用竭的矿产或无生命资源，未免太落伍了；再者，前此GATT 1947通过的两个专家组报告（1982年的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案和1988年的加拿大影响鲱鱼和鲑鱼出口案）都认为，鱼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资源属于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最后，上诉机构注意到所有当事方和参加的第三方都承认其可用竭性和本案所涉五种海龟已都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的事实。根据海龟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29—132段。 可以看出，上诉机构在此充分运用了条约解释的方法，如通常含义、立法变迁、条约的后续实践、其他国际法源源的发展、争诉方的特定情况，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的解释范围大大放松了，虽未明言环境保护的目标，但已具保护之实，为在WTO框架下缔约国合法合理地实行环境贸易措施提供了很大的适用空间，充分表明，“至少在目前情况下，WTO依然是解决国际贸易争议乃至与其他议题交叉争议的良好场所” 。
2、 “必需”
在GATT/WTO很多规则中都涉及到，它（必需）是指不能够选择符合GATT的措施或者没有与GATT较少抵触的措施时才可以采用这项措施 ，换言之，援用该款必须首先证明本国采取的措施是达到保护人民动植物健康目的唯一手段。在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专家组认为可供泰国选择的既符合GATT规定又符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目的的措施很多，如危险标记标识、禁止香烟广告、维持烟草专卖等等，因此泰国对美国香烟的进口加以限制不是必需的，不能适用B款。这一理解在其后的91年美国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案、韩国牛肉案和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均得以坚持和贯彻。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专家组总能设想出一种既与GATT相符有能达到被诉方相关目的的替代措施，因而如果严格适用，几乎没有什么措施能够通过“必要性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成员方对WTO能否承担起合理审查一国环保贸易措施合法性的问题表示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对“必需”的认定标准有了很大变化：“WTO成员有权决定他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法国选择的保护水平是阻止石棉产生的健康风险扩散，石棉禁令是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而‘控制使用石棉（加拿大所诉称的）’的措施不足以实现法国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并非是可以合理获得的替代措施” 。 我们可以这样推导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考察必需的时候，已经开始从其“是否是专属的与WTO规则唯一相符或损害程度最小的措施”的审查标准逐步过渡到“该措施是否可用于实现被诉方所确立的公共健康保护水平”。 存在两个衡量因素，一是所称的替代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于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二是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越至关重要，就越容易接受用以实现那些目标的措施是必要的 。
3、 有关及有关的措施
在GATT的专家组实践中，对“必须”（necessary）和“有关”(relating to)其实并未明确加以区分，专家组在对“有关”进行解释时，往往沿袭了对B款“必需”的解释思路和判断标准。在WTO后的争端解决实践中，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在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批评了专家组违反了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第20 条中各项使用的不同措辞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意图，对‘必须’和‘有关’应有不同的理解” 。同时上诉机构认为有关的措施是指一国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而颁布的被指责为限制贸易的政策、法规、命令，而不是指包括在该法令政策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所以在该案中，应考察“有关的措施”——汽油规则的主要目的是否是保护资源，而不是先验地考虑对进口汽油给予相对于国产汽油“较低待遇”的主要目的旨在保护清洁空气免受污染。
1998年的加拿大鲱鱼和鲑鱼出口案的专家组报告可以说是全面的阐述和体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G项上的适用原则：“第20条G款不仅包括对养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必需的措施，也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有关措施。只要所采取的措施的首要目的（primarily aimed at）旨在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即便此种措施在客观上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也仍可解释为有关的措施” 。可以说，WTO争端解决实践在三个方面降低了成员方援用20条G款的难度：1、“有关的措施”的范围大大扩大，对有关的解释突破了以往对必需解释的限制；2、有关的判断标准得以放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的对象是措施与环境保护目的的相关性而不是措施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往往是造成歧视效果的元凶），同时，对“主要目的”的解释从以往一贯坚持的“直接联系”过渡到只要存在“一定真实、密切的合理联系”即可；3、有关的非效果原则：只要认定了主要目的旨在保护资源，即使这种措施的实施在实际上并未达到声称的积极保护效果，也可被认为符合WTO对有关的要求。
4、 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
在引用20条G款“与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为自己的贸易限制措施辩护时，需要同时充分“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同实施”的条件。何谓一道实施，实施的对象、效果等问题在不同的案件中专家组、上诉机构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WTO首例上诉案——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解释：“要求该施加限制的措施，不仅是对进口汽油的也是对本国汽油的”，不是要求进行“效果判断，也不是要求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G款要求的针对产品的限制措施，只要对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都产生了公平(even handedness)而非歧视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是满足了一同实施的要件，而不要求达到完全相同的限制效果。另外，“或”是一个反义连接词，这表明，在“国内生产限制”和“国内消费限制”中，只要有某一项实施即可 。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根据这一标准审查了美国的第609条款对进口海虾和国内捕虾拖网船所捞到的虾所施加的限制，得出了美国养护海龟的措施大体上是不偏不倚的，因而认定其满足了“同限制国内生产一同实施”的条件。

（二） 域外管辖权/单边措施的有效性
鉴于环境保护的整体性、一体化特点，为了更有效的保护环境，一国采取的限制贸易措施很有可能波及至其管辖范围之外。一国能否用贸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在该国主权管辖范围外的环境事项，从GATT到现在的WTO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而未获澄清的问题。第20条的例外条款能否域外适用，只能去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中寻求答案。
在1991年的第一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通过考察对20条B款的起草历史，认为该条的起草者们集中关注的是进口国主权范围内的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卫生措施的使用，应限于有关国家的地域范围之内；同时还引用了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的结论，认为如果每一缔约方可单方确定其生命或健康保护政策，那么总协定将不再构成一个在所有缔约方间贸易的多边框架，可见专家组持绝对禁止的立场。在后续的1994年欧共体诉美国的第二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的态度有所不同。专家组认为并没有有效的理由支持GATT第20条只适用于缔约方领域内的可用竭资源的保护，但只能对其自己的国民和船舶强制实施域外管辖 。言下之意是20条可以适用域外环境保护，但只能对本国国民发生效力并强制其遵守，对其他国家则无效，不能强迫他们改变他们主权管辖下的政策。在这里，专家组运用了国际法属人管辖原则对20条的适用做了些许松动。遗憾的是，该案专家组在GATT全体会议上并未获得通过，因而也就不具备拘束力。
在WTO的第一龙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没有对于20 条的域外适用作出明确裁定，而是采取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方式，具体分析了该案中美国所采取措施的性质、实施方式等，指出了美国609条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及任意的歧视，避免了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直接交锋。报告中写道；我们没有宣布过第20条（g）项是否暗示管辖上的限制，若有的话其性质或范围。我们仅注意到，就本案所审理的特定情况而论，为第20条（g）项目的，在所涉的这些游动并濒危的海洋物种与美国之间有着足够的联结（nexus）” （报告第133段） 。也就是说，出口国生产加工的行为所威胁到的环境事项（可用竭资源、人类健康等）如果与进口国存在足够的联结时，进口国可以域外实施20条规定下的贸易限制措施。当然，何谓足够的联结，还需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加以确立。尽管对于域外效力，WTO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它却“透露”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倾向于环境保护的“信息” 。这也是尽管美国败诉，却对上诉机构报告中体现出对于环境贸易措施的审查方式表示欢迎的原因。海龟案的判决也引起了不少成员国的担心和疑虑，认为它认可了单边环境行动的合法性，给一国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开了方便之门，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石棉案中，上诉机构首次肯认了非违反之诉也可以适用于环境贸易措施，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的单边贸易措施被认定符合WTO，受损方也可以基于WTO第23条第1款B提出非违反之诉，要求对其造成的贸易利益的伤害进行协商和赔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成员国的单边环境行动的泛滥，相当于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目前这方面还未有案例出现，对非违反之诉在环境贸易关系领域中的适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 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内的效力
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因及控制体系研究

梁华仁，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在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团伙犯罪。本文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为起点，分析了黑社会犯罪的形成原因，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相对性、特殊性、法治性的控制体系是防范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黑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犯罪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法律所重视的一种犯罪现象。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日趋泛滥的态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也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日益关注。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不仅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其防范对策和控制方略与其他一般团伙犯罪也有较大区别。本文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入手，对其防范对策作粗略分析：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应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结构、犯罪方式、反侦查能力等方面与一般的团伙犯罪有着质的区别，已完成了从团伙犯罪到有组织犯罪的飞跃；但其组织的完整性、组织的层次性、与政权的合流水平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相比，又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方向是典型黑社会组织，是其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初步形态，二者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区分。所以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犯罪主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全部特征均来自对黑社会组织的描述，只不过更具成长性而已。
何谓黑社会？目前，国内外对此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认为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但对有组织犯罪的论述，学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2]对黑社会组织提出的概念也达六、七种之多，[3]此处不赘。我们认为，黑社会具有以下特征：1、准社会性。准社会性首先表现为结构的组织性和层次性。黑社会组织系统一般严密而复杂，是一定数量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必然方式，一旦形成即相对稳定。在系统内部，等级森严，层次明显，分工细密。其次，有维持组织生存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这种行为规范不但是组织系统生存的基础，也是组织系统发展的必要。最后，有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何为对，何为错，应该怎样处理各种关系，黑社会及其成员都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2、目的的非法性和手段的暴力性。通过犯罪或介入一定成分的合法经济谋取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本质属性所在。窃取政治权力，是近一步攫取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维护生存逃避打击的手段。目的的非法性决定了手段的非法性，获取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之上的，对内，可残酷压制越轨者;对外，通过暴力消灭对手，威胁、暗杀迫使政府官员恐惧屈从。
黑社会基本特征界定后，黑社会性质组织便容易把握。新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集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 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 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 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此类犯罪的大体特点。依据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描述和对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现状的剖析，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亦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黑社会比较，准社会性方面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控制色情服务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狱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力。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跨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分析
犯罪现象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反映，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为我们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黑社会限制犯罪的形成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使农村、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敌视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4]
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5]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
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示范作用，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
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
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却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
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着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4]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
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使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无法形成。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6]

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7]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总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多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对原因的分析，为采取针对性控制对策提供了依据。

三、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分析
（一）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的总体评价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是国家所采取的为法律所规定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发展的各种政策、对策、方法、手段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措施，又包括打击措施；既包括宏观预防对策，又包括微观治理对策；既有实体法的规定，又有程序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引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因素；既有宏观社会政策的影响，又有犯罪个体素质的原因。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控制体系的综合性。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而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惩治层面，否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应以社会这个大背景进行综合治理，不能仅寄希望于司法手段，“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8]
2、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实施效果要有理性看待，正确评估，不能夸大控制体系的期望值。控制体系的相对性来自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相对性。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存续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它的成长过程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他们的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会针对社会政策、法制建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同时，从社会功能上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方面，不仅使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念、道德准则和公共秩序遭受破坏，而且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蔑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系数大为降低；但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本身，也反映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缺陷、在社会管理方法中的漏洞，这些价值缺陷与管理漏洞，要求国家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完善社会制度，它其实“表明了对未来道德的一种期望，并且直接有益于社会的进化”。[9]产生上的多因性和存在上的相对合理性要求我们在观念上不能期望控制体系可以完全彻底地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只能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
3、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即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所采取的控制方略不同于对付一般犯罪的思路和模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反侦查能力、危害程度，均非一般的单一犯罪、共同犯罪、团伙犯罪所能比拟。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决定它的控制体系的特殊性。传统的司法系统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理念基础上的，而黑社会性质犯罪却是一种“集体行为”，这使得传统模式在控制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治理黑社会的经验和办法，并结合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作出特殊的选择。
4、法治性。我们所认为的法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特殊性的制约，即注重人权的保障，体现控制方略的人道性。被告人的人权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不能说孰轻孰重，过分强调被告人人权，限制司法部门，会引发被害人的不满，进而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石；过分突出对被告人的打击，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惩治目的，甚至“采取侵犯人权的犯罪防止手段，会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招致同政府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的结果。”[10]特别在今天“从重、从快、从严”的格外注重效率“严打”方针支配下的司法理念盛行的今天，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家司法面前，都永远处于弱势地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性，并不能使这种弱势地位有所改变，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应以人权保障为基点，谨防国家刑罚权和各种强制手段的滥用。第二，无论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势如何严峻，都不应寻求法律之外的惩治措施。运动式的严打是应当排除在控制体系之外的。即不管采取何种控制手段，都不允许以侵害法治原则为代价。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控制体系内容
1、 宏观政策层面的控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