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
国务院
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
引言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随着人口增加，我国粮食消费呈刚性增长，同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水土资源、气候等制约因素使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加大；生物燃料发展，全球粮食消费增加，国际市场粮源偏紧，粮价波动变化加剧，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空间越来越小。为此，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依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2020年全国粮食消费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按照保持国内粮食自给率95%测算，国内粮食产量应达到约5450亿公斤，比现有粮食生产能力 1增加近450亿公斤。考虑到影响粮食生产和有效供给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本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供给、留有余地的原则，未来12年间，需要再新增500亿公斤生产能力，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
1 现有粮食生产能力约为5000亿斤公斤水平（2005-2007年3年粮食平均产量约4950亿公斤，2007年5016亿公斤，2008年达到5285亿公斤）。
本规划所述粮食生产能力，是指由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
本规划期限为2009-2020年。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兼顾大豆，按照粮食生产核心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后备区和其他地区对全国进行统筹规划。
一、我国粮食生产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增加到2007年的5016亿公斤，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生产回顾。
回顾历史，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1949－1977年）低起点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30年高起点波动发展两个阶段。
1.从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从16.5亿亩扩大到1977年的18.1亿亩，总产量先后跃上1500亿公斤、2000亿公斤、2500亿公斤3个台阶，粮食单产从69公斤提高到157公斤，增长1.28倍。物质装备和科技水平逐步提高，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2.99亿亩扩大到1977年的6.75亿亩，增长了1.26倍；杂交水稻等新品种培育取得重大突破；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化肥施用量（折纯）由7.8万吨增加到648万吨，增加了82倍。但由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增长较快，粮食人均占有量仅从209公斤提高到298公斤，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温饱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在3000亿公斤起点基础上,先后跨上3500亿公斤、4000亿公斤、4500亿公斤和5000亿公斤4个新台阶，特别是2004年以来连续5年增产，目前粮食生产能力基本稳定在5000亿公斤水平，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满足了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取得这一巨大成就，一是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二是得益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市场为导向，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构建市场与调控相结合的国家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三是得益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新品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农业抗灾能力不断增强，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品种大面积应用，单产大幅度提高；四是得益于中央财政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先后实施了商品粮基地县、大型商品粮基地、农业综合开发、优粮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等项目建设，取消了农业税，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的“四项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制度，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提高，种粮农民得到实惠。截至2007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8.5亿亩，比1978年增长25.7%；化肥施用量（折纯）5108万吨，比1978年增长4.8倍；农村用电量5509.9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长21倍；良种覆盖率达到95%；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2.5%，比1978年增加1.16倍。
（二）粮食生产格局变化。
1.粮食生产重心北移。随着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北方地区2粮食生产占全国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北方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5%，产量占全国的52.5%，分别比1980年增加5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稻谷产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7.7%，比1980年增加近11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省稻谷产量占全国7.6%，比1980年提高近7个百分点。粮食流通格局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
2 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6个省（市、区）；南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15个省（市、区）。
2.粮食产能向主产区和产粮大县集中。2007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3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为75%，比1980年增加6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前100名的产粮大县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1%。根据粮食跨省流通数据，2007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外销原粮占全国外销原粮总量的88%，比2005年增长近8%。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苏、安徽、江西、内蒙古、河北、山东等9个主产省区净调出原粮占全国净调出原粮总量的96%，其中黑龙江省净调出原粮位居首位。
3 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区）；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区、市）；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
3.粮食生产集约化水平提高，储运设施明显改善。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本替代劳力趋势明显，化肥、农膜、除草剂使用量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2.5%，比1998年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粮食仓储运输能力逐步增强，全国粮食有效仓容和日烘干能力得到提高，六大粮食物流通道贯穿南北，为实现大范围粮食调运提供了保障。
4.粮食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品种结构逐渐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30%，增加了12个百分点，保证了饲料及加工用粮的需要；小麦的比重由18%提高到22%，增加了4个百分点，优质、专用品种比重逐步提高；稻谷的比重虽然由45%减至37%，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早籼稻减少，粳稻增加，适应了口粮需求变化。
（三）主要经验与启示。
1.稳定粮食面积是基础。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粮食播种面积从1998年粮食播种面积17.1亿亩，降至2003年14.9亿亩的历史最低水平，再恢复到2007年的15.8亿亩，粮食产量相应经历了5123亿公斤、4307亿公斤和5016亿公斤的波动过程。实践证明，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必须首先保持播种面积稳定。
2.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是根本。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几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到对种粮农民实行“四补贴”、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等，各项政策均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为出发点，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稳定了粮食播种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
3.依靠科技进步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单产从每亩168.5公斤提高到2007年的316.5公斤，总产由3000多亿公斤增至5000多亿公斤，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培育和更换速度大大加快，每次品种更换都促进了粮食单产的提高。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地膜覆盖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提升了粮食生产科技水平。
4.强化基础设施是保障。国家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工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粮食生产条件。2007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8.5亿亩，除涝面积扩大到3.2亿亩，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支持农用工业加快技术改造，改进工艺，增加产出，保证化肥等农资供应，提高农业装备水平，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粮食生产。
二、我国粮食供需面临的形势
未来12年，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产需缺口不断扩大，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性矛盾加剧，供求平衡难度加大，国际市场粮源紧张，市场运行不确定因素增多，弥补国内粮食缺口的空间有限，我国必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虽然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等不利因素增多，但是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增加粮食产量是可以实现的。
（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纲要》预测，2010年和2020年全国粮食需求量将分别达到5250亿公斤和5725亿公斤。从用途看，口粮消费略有减少，饲料和工业用粮增加,种子用粮基本稳定。
（二）粮食产需缺口扩大。
虽然当前我国粮食总量能保证基本自给，但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仅为380公斤，与《纲要》提出的2010年不低于389公斤、2020年不低于395公斤的目标相比仍有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增加和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粮食产需缺口还将扩大。
按照《纲要》提出的国内粮食自给率95%，其中谷物自给率100%的目标测算，2010年，现有粮食产能基本满足需求。但2020年，粮食产能存在缺口，品种间产能差距加大。
（三）利用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有限。
从全球范围看，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粮食产需缺口不仅成本高、风险大，而且空间小。
一是国际市场粮源有限。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量仅为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左右，可供我国进口的粮食资源十分有限。
二是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由于前两年生物质燃料发展拉动了粮食需求，世界谷物库存下降到25年来最低水平，加上国际游资炒作农产品期货，世界粮食价格上涨40%。近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原油价格大幅下滑，生物质燃料需求减少，粮食价格下降。但从中长期看，国际金融、能源市场对粮食市场的牵动作用逐渐加大，引发粮食市场波动的因素日益复杂，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产需缺口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粮食增产制约因素增多。
目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制约因素与改革开放前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气候不确定性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对粮食生产十分不利。
一是水土资源约束加大。我国水资源总量约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常年人均水资源量约22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春耕和秋冬种期间用水矛盾突出；水土资源匹配不佳，淮河以北地区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3，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1/5。人均耕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从长远看，人增地减的矛盾仍十分突出。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亿亩降至2007年18.26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
二是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人工费用增加，今后粮食生产成本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而粮食价格涨幅低于成本增幅，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不利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一些地区已出现粮食生产口粮化、兼业化势头，影响未来粮食增产潜力发挥。
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偏弱，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影响粮食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推广应用，制约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是气候不确定性增加。我国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年际年内变化大，加上近年来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导致极端性天气增加。据中国气象局预测，我国未来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与2000年相比，2020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5-0.7℃，降水的不确定性较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极端性天气引发气候事件增多，粮食生产将面临大旱、大涝、大冷、大暖的气候影响，旱涝灾害发生的概率增加，由此带来的农业病虫害影响将加大。
五是生态环境约束大。当前，北方部分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农田掠夺性经营以及化肥、农膜等长期大量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土壤沙化退化，水土流失严重，面源污染加重，水环境恶化，城市周边、部分交通主干道以及江河沿岸耕地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严重影响着粮食质量和效益。
此外，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中低产田比重高，抗灾能力弱。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约占2/3，粮食单产不稳定，年际间波动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不足47%，灌排设施老化失修、工程不配套、水资源利用率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五）未来粮食增产仍有潜力。
尽管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但从长远看，未来我国粮食增产仍有潜力。我国现有粮食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稻谷、小麦、玉米平均单产约425公斤、300公斤和350公斤，分别是单产排在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1%、60%和67%。国内同一种植区内的同一作物，省际间单产差距也较大，有的相差50公斤以上。从我国历年粮食单产情况看，1949-1978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3.2%，1979-2007年单产年均增长1.9%，未来12年，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新增粮食500亿公斤，粮食单产年均仅需增长0.9%。因此，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实现粮食增产目标是可能的。
一是粮食生产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力度。2004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四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建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收储以及支持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将继续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规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二是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根据中国工程院对典型地区调查数据，有灌溉条件地区的小麦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67-1.89倍，有灌溉条件的玉米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47-1.53倍，而且产量相对稳定。通过配套完善灌排条件，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可增强粮食生产抗灾能力，增加单产水平15-20%。
三是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步伐加快。我国农业科技到位率仍然较低，常规作物自留种比例较高，高产品种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主栽品种多乱杂，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不到位，现有品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根据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活动经验，通过使用优良品种、组装配套集成农艺和农机技术，每亩可提高产量50－75公斤。
四是粮食产前产后保障水平提高。目前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仍然偏低，粮食烘干、仓储、运输能力不匹配。通过提高农机质量，增加机型，推进社会化服务，提高粮食生产效率；通过进一步加强粮食烘干、仓储、运输等设施建设，提升粮食收储和调运能力，夯实粮食产前产后保障基础。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基础条件，提高装备水平，推进科技进步，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粮食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基本原则。
1.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突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国内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坚持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科学有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协调好粮经争地矛盾，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
2.依靠科技，主攻单产。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快推广良种良法和先进适用的节水灌溉技术，配套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及装备条件，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着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
3.优化布局，突出重点。综合考虑区域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基础，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着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围绕大型灌区，依托产粮大县所在市（地），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划定重点建设片区，集中投入，整体推进，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的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
4.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围绕粮食增产目标，统筹规划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因地制宜采取综合措施，统一规划重点片区建设内容，同步实施各类建设项目，确保项目衔接和配套。根据投资可能，按照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建设内容和建设进度，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各方面建设，加快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5.创新机制，持续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综合运用财税、价格、金融、法律等多种手段，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形成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加强项目整合，强化分工协作。加快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注重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完善农业用水模式和价格机制，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提高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
6.多元筹资，加大投入。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结构，不断加大各级财政支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力度，现有涉农投资也要向粮食产能建设项目倾斜。完善粮食补贴、价格支持和奖励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以及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5500亿公斤以上，比现有产能增加500亿公斤。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确保基本农田面积15.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8亿亩以上。
——粮食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到2020年，全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亿亩以上，有效灌溉率达到51%，比2007年提高4个百分点；灌溉水利用系数 4达到0.55左右。耕地质量逐步提高，规划区改造中低产田3亿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65%，粮食生产灾害损失率由10%下降到8%-9%，下降1-2个百分点。
4 灌溉水利用系数：指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与灌溉系统取用的灌溉总水量的比值。
——粮食生产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到2020年，粮食单产水平达到每亩350公斤，比2007年提高33.5公斤；粮食良种覆盖率保持在95%以上，实现良种全面更新1－2次，种子商品化供种水平达到85%以上，科技贡献率由48%提高到55%，增加7个百分点。
2.分阶段目标。
到2010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5000亿公斤以上，与现有能力持平略增。到2015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5300亿公斤以上，比现有能力增加300亿公斤。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实现5500亿公斤以上，比现有能力增加500亿公斤。
四、主要技术路线
针对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未来12年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技术路线主要是，改造现有灌排设施，有条件的地方扩大灌溉面积，改善生产条件；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实现良种良法配套；改革耕作制度，开发利用有限资源；推广使用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及配套技术，加快粮食生产机械化进程；防控重大病虫害，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一）改善灌溉条件，改造中低产田。配套和改造现有灌排设施，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扩大灌溉面积，加强地力培肥等工程建设，大幅度改造中低产田，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粮田，进一步提高耕地的产出能力。
（二）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将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品种选育力度，挖掘种质资源潜力，培育高产、高抗、广适的优良品种。重点培育耐密植、抗倒伏、抗病虫、适应机械化作业的玉米新品种，满足不同稻区生产条件且丰产性好、米质优、多抗的水稻新品种，多抗、高产的小麦专用品种，高油、高产、多抗的大豆新品种，加快转基因大豆新品种的研发。同时，加大优良品种推广力度，提高良种商品化程度和规模化种植水平。
（三）改进耕作方式。通过改革耕作制度和改进种植方式，充分利用光热水土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黄淮海部分适宜地区改套种玉米为直播；北方地区发展保护性耕作，均衡土壤肥力；大力开发南方冬闲田，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科学选配粮油品种，增加双季稻种植，提高复种指数。
（四）推广重大技术措施。加强技术指导，引导农民进行全过程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提高技术到位率。玉米重点推广增密技术、全膜双垄沟播、催芽坐水种等技术；水稻重点推广大棚育秧、集中育秧、使用壮秧剂和抛秧、机插秧、水稻精确定量播种等栽培技术；小麦重点推广精量半精量播种、“双晚”等技术；大豆重点推广窄行密植、行间覆膜、种子包衣等技术。同时，配套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水肥耦合等技术。推广膜下滴灌、覆膜垄作、集雨节灌、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等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据农业部测算，推广玉米增密技术单产可每亩提高50公斤左右，现有3亿亩面积可推广增密技术；推广水稻大棚集中育秧技术单产可每亩提高10－25公斤；推广“双晚”技术，小麦、玉米单产可每亩分别提高5公斤以上。
（五）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充分发挥农业机械节本增效和劳动力替代作用，加快推进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的生产机械化。北方旱区加快推广深松整地、免耕播种、化肥深施等机械化技术，加强农机农艺结合；南方水田区推广高效整地、稻草旋埋、机电排灌等技术，大力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据农业部测算，土壤深耕深松，可改善耕层结构，保墒增温，亩增产10%左右。
（六）加大病虫害防控。强化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统防统治，科学合理用药，降低农药用量，减少病虫害损失。我国粮食病虫害常年发生面积，玉米约8亿亩次，水稻约17亿亩次，小麦约10亿亩次，粮食生产病虫害损失率约5%。如果损失率降低1个百分点，即可减少粮食损失25亿公斤左右。
五、区域布局及分区增产任务
根据农业区划特点、生产技术条件和增产技术潜力等因素，将全国粮食生产区划分为核心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后备区和其他地区四类地区。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品种、注重调出能力、兼顾区域平衡的原则，确定分区、分品种增产任务。
（一）区域功能定位。
1.着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提高商品粮调出能力。综合考虑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商品量、集中连片和水资源等因素，从13个粮食主产省（区）选出680个县（市、区、场）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通过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农业耕作方式，全面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优良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完善粮食仓储运输设施，巩固并提升在国家商品粮源中的核心地位。
2.加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建设，提高区域自给能力。从晋、浙、闽、粤、桂、渝、贵、云、陕、甘、宁等 11个非粮食主产省（区、市）选出120个粮食生产大县（市、区）。重点加强农田水利、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地力培肥和水土保持，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健全科技支撑与服务体系，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到位率，加快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应用，推进农业机械化应用，充分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增强区域粮食供给能力。
3.适度开发粮食生产后备资源，加强国家粮食战略储备。对吉林省西部等地区部分宜农荒地，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优先安排骨干水利工程建设，根据国内粮食供求状况，适时、适度进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4.辐射带动全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其他地区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辐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加快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水平。
（二）各区基本情况。
1.核心区。
核心区共计680个县（市、区、场），分布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流域。
——东北区。该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优质粳稻和大豆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区的209个县（市、区、场），占核心区县数的31%。耕地面积约3.4亿亩，占全国的18.5%；粮食播种面积约2.6亿亩，总产量约870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16.4%和17.6%。
——黄淮海区。该区是我国小麦、玉米和稻谷优势产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的300个县（市、区），占核心区县数的44%。耕地面积约3.2亿亩，占全国的17.7%。粮食播种面积约3.7亿亩，总产量约1432.5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23.2%和28.9%。
——长江流域。该区是我国稻谷集中产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四省的171个县（市、区），占核心区县数的25%。耕地面积约1.2亿亩，占全国的6.6%。粮食播种面积约1.8亿亩，总产量约714.5亿公斤，占全国的11.7%和14.4%。
2.非主产区产粮大县。
11个非主产省（区、市）中的120个产粮县（市、区）分布在华东及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山西及西北地区。
——华东及华南地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省（区）的42个县（市、区），占非主产区产粮大县总数的35%。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的38个县（市、区），占非主产区产粮大县总数的32%。
——山西及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省（区）的40县（市、区），占非主产区产粮大县总数的33%。
3.后备区。
——吉林西部等适宜地区。
4.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为上述地区以外的产粮县（市、区）。耕地面积近10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约6.9亿亩，粮食产量1659.5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53%、43.6%和33.5%。
（三）分区增产任务。
1.产能分配原则。
依据各区生产特点、播种面积及增产潜力，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向主产区中的核心区倾斜，同时，兼顾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带动全国粮食生产水平提高。
2.分区增产任务及途径。
根据产能分配原则，全国共新增粮食生产能力500亿公斤。其中，核心区新增粮食产能371亿公斤，占新增产能的74.2%；非主产区产粮大县新增产能22.5亿公斤，占新增产能的4.5%；后备区新增产能22.5亿公斤，占新增产能的4.5%；其他地区新增产能84亿公斤，占新增产能的16.8%。
（1）核心区。
——东北区。承担新增粮食产能任务150.5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30.1%。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东涝西旱，蓄引提工程明显不足，农田灌排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局部地区开垦面积较大，水稻产区地下水灌溉比例高，湿地退化萎缩。二是大部分地区耕作方式粗放，玉米种植密度不足，水稻育秧方式落后。三是土壤板结，犁底层浅，耕地质量下降。
主要增产途径：一是适度新建水源工程，增加灌溉供水，扩大灌溉面积，加快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大现有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力度，完善灌溉设施，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排涝标准。二是大面积推广耐密型玉米和水稻大棚育秧，合理密植。三是推广大型农业机械，促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实施土壤深松深翻、秸秆还田，增强保水保墒能力等。
——黄淮海区。承担新增粮食产能建设任务164.5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32.9%。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地表水开发潜力小，地下水超采严重，供水明显不足，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灌溉面积萎缩现象较为普遍，旱涝灾害在年度内频繁出现。二是作物套种面积大，品种熟期不配套，影响秋粮单产水平。
主要增产途径：一是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强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和效益。加快淮北平原、里下河地区等涝区的排涝建设，提高农田防洪除涝标准。二是推广耐密和适合套种、机收的品种，增加秋粮种植密度；在条件适宜地区，推广耐旱品种及玉米晚收、小麦晚播种植模式。
——长江流域。承担新增粮食产能任务56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11.2%。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部分地区排涝设施不足，排涝标准偏低，渍害病虫害较重，四川盆地、湘南地区工程性缺水严重。二是水稻育秧环节薄弱，种植密度偏低，双改单趋势明显。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主要增产途径：一是加大低洼涝区和环湖地区排涝体系建设，进行灌区续建配套,提高灌溉保证率。二是推广工厂化育秧及抛秧技术，扩大机插秧、机收等农机作业面积，提升秧苗质量，提高适用农业技术到位率。三是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增加复种指数。
（2）非主产区120个产粮大县。
——华东及华南地区。承担新增粮食产能任务6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1.2%。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耕地减少较快，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主要增产途径：保护耕地，加大土地整理和复垦，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西南地区。承担新增粮食产能任务5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1%。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坡耕地多、抗旱灌排水源不足，水土流失严重；坪坝地区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主要增产途径：改善坪坝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加强塘坝、窖（池）等小型蓄水、提水工程建设，增加灌溉面积，保证粮食生产用水需要。加强坡耕地改造，建设标准粮田。重点加强水稻病虫害防控。
——山西及西北地区。承担新增粮食产能任务11.5亿公斤，占全国新增产能的2.3%。该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水资源短缺。主要增产途径：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加强雨水集蓄利用和淤地坝等建设。加快耐旱粮食品种培育和推广，普及地膜覆盖、注水播种抗旱保苗等农业节水技术。
（3）后备区。
到2020年，该区承担新增22.5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任务，占全国新增产能的4.5%。后备区产能根据全国粮食供求状况适时、适度开发，在有条件地方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并按照生态优先、以水定地、水土匹配、以需定产的原则确定土地开发规模和进度。开发的主要措施是进行荒山、荒滩土地整理，开发灌溉水源，扩大灌区面积，逐步培肥地力，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4）其他地区。
到2020年，该区承担84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任务，占全国新增产能的16.8%。除少数县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外，该区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原、丘陵、山区、草原和荒漠边缘地带，水土资源不匹配，耕地质量不高。主要增产措施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适度开发水资源，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六、主要建设任务和工程
实现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的目标，关键是将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建设成为田间设施齐备、服务体系健全、仓储条件配套、区域化、规模化、集中连片的国家级商品粮生产基地，切实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充分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努力增加商品粮调出量。为此，要根据东北区、黄淮海区和长江流域等不同区域特点、制约因素和增产途径，统筹实施水利骨干工程、基本农田、粮食科研创新能力、良种繁育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业机械化体系、防灾减灾体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仓储物流和粮食加工能力等八大工程建设。
（一）水利骨干工程建设。
1.大中型灌区及配套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快实施大型及部分重点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发挥灌区改造的整体效益，新增和改善有效灌溉面积，提升灌区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力争到2020年，改造灌区面积1.8亿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5以上，基本完成大型灌区和部分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其中，东北区要加大灌区骨干工程和田间配套工程建设力度，改进灌溉方式，扩大地表水灌溉面积。黄淮海区要加强大中型灌区的渠道防渗建设，优化井渠结合灌溉模式，减少地下水超采，高效利用雨洪资源，加快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长江流域要围绕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增加灌溉面积，稳定与增加双季稻播种面积。
2.适度新建水源工程。在水土资源条件匹配地区，适度兴建蓄引提工程，增加灌溉供水，发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加快松嫩平原尼尔基等引嫩扩建灌溉工程、吉林哈达山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完善水资源配置网络体系，建设旱涝保收标准农田。在长江流域适当新建一批水库灌区，尽快发挥灌溉效益。在西南等地区加快以灌溉水源为主的中型水库建设，解决工程型缺水问题。
3.大中型排灌泵站更新改造。在实施中部四省大型排灌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基础上，做好淮北、沿黄及长江中下游沿江以及滨湖等地区的大中型排灌泵站更新改造，加强排涝区的配套工程建设，使易涝耕地除涝标准普遍达到3-5年一遇，切实减轻洪涝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实施东北、黄河沿岸地区灌溉泵站的更新改造，降低能耗和提水成本。
4.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在灌溉条件较差、灌溉水源不足的地区，加强小型抗旱工程建设，配备小型抗旱应急机具，扩大抗旱坐水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抗旱保收能力。
专栏1 水利建设重点工程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完成大型灌区、部分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干工程，增加有效灌溉面积410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43亿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35亿亩。
新建灌区到2020年，建设尼尔基等新建灌区和云、贵、川、渝、湘等省（市）中型水库配套灌区，新增灌溉面积16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430万亩。
大中型排灌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更新改造大中型排灌泵站，改善灌区供水排涝能力。
抗旱应急水源建设在灌溉条件较差、灌溉水源不足的地区建设抗旱应急水源。
（二）基本农田建设。
1.田间工程建设。按照成片区开发、整体推进的原则，加强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基础的田间工程建设,配套实施土地平整、机耕道、农田林网工程，以及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措施，逐步把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的中产田建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把低产田改造成产量稳定的中产田，形成一批北方地区80万亩以上、南方地区50万亩以上的区域化、规模化、集中连片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到2020年，完成改造中低产田3亿亩，力争使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的中低产田面积减少一半以上。
2.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继续实施土地整理和复垦项目，确保耕地占补平衡。重点抓好辽河流域、豫西丘陵等地区土地整理工程，补充有效耕地面积。做好重大基础设施所占耕地的耕层剥离用于新增耕地改良的监管工作。加大废弃地、撂荒地、闲置地的复垦利用，提高复垦耕地质量。到2020年，在800个产粮大县和后备区完成整理和复垦耕地2000万亩。
3.耕地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区域站建设，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提高耕地质量监测能力。
专栏2 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工程及财政专项
田间工程建设通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农田林网等建设，配套良种、植保、农技推广等服务体系，改造中低产田3亿亩，其中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承担1.5亿亩，中央基本建设投资承担1.5亿亩。
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800个产粮大县和后备区整理和复垦开发土地2000万亩，保证耕地占补平衡。
测土配方施肥财政专项实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覆盖全部农业县，对农民还田秸秆、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予以补贴。
耕地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建设耕地质量监测区域站，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
（三）粮食科研创新能力建设。
1.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水稻、小麦、玉米工程实验室和土肥资源高效利用、作物高效用水工程实验室建设，改善科研试验条件，配置、更新仪器设备，提升科研手段和水平。加强基础性研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突破分子技术应用、亲本创制等育种技术瓶颈，加快培育高产、优质、广适、抗逆、抗病的优良品种，研究开发适合不同地区的先进栽培、新型肥料、节水等技术和设备，建立粮食科技储备和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农业、水利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高新技术园区的作用，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增加投入，搭建开放式研发平台，建立健全科研协作关系，明确阶段性研发目标，开展联合攻关，提高科研整体水平。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加快研究转基因高产粮食新品种，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专栏3 粮食科研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工程
粮食工程实验室建设水稻丰产、抗病、抗逆、抗旱品种培育和栽培技术研究实验室、技术集成示范基地，挖掘水稻优异基因，引选、培育水稻优良品种。建设小麦亲本创新、高产、多抗、高效育种和栽培技术研发平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加快小麦新品种、抗旱节水、保护性栽培技术研究。建设玉米种质创新、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技术研发平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突破种质资源基因挖掘、品种改良和育种技术瓶颈，构建玉米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建设土肥水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加快共性关键技术开发。
国家级重点种业基地建设建设海南南繁科研制种基地，统一规划，整合资源，搭建科研制种平台，改善田间设施、制种设备条件，提高制种手段和能力；建设甘肃河西走廊杂交玉米、四川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改善农田水利、病虫害防控条件，配套良种储藏、烘干、质量检验检测等仪器设备，提高良种繁育和供应能力。
2.国家级重点种业基地建设。加强海南南繁科研制种基地建设，科学分设制种田，完善科研实验、种子检测等公共服务设施，加速育种材料繁殖、纯化和筛选。加强甘肃河西走廊杂交玉米、四川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完善制种田排灌设施，加强地力培肥，引导企业配套完善精选加工、烘干储藏等设施设备，全面提高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规模化、标准化制种能力和稳定供种水平。
（四）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1.良种繁育推广。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特点，统一建设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良种繁育基地，改善种子田生产条件，配套种子检测、烘干、加工和仓储等设施设备，全面提升良种生产和供应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水稻育秧大棚和工厂化育秧设施，提高水稻育秧水平，提高单产和品质。加强种子质量检测体系建设，提高种子质量检测、品种鉴定能力。继续完善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改善试验条件，提升装备水平，保证试验结果科学准确。到2020年，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力争商品化供种水平由目前的80%提高到85%。
2.高产栽培技术集成推广。继续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和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建设粮食万亩高产示范片，普及推广优良品种，集成、示范和推广先进实用的高产栽培技术。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机制，扩大辐射带动范围。
专栏4 技术推广重点工程及财政专项
良种繁育工程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建设区域化、规模化良种繁育基地，提高种子生产供应能力，在北方地区建设育秧塑料大棚，南方地区水稻育秧大棚。
良种补贴财政专项中央财政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增加补贴资金，完善补贴办法，不断提高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高产创建和科技入户财政专项中央财政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增加补贴资金，继续支持高产创建和农业科技入户工作。
基层农技推广经费补助财政专项在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增加中央财政补助经费，支持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开展技术推广服务。
3.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区域性、县级和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作经费，稳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工作，加强科研与推广的紧密衔接，提高农技公共服务能力。
（五）农业机械化体系建设。
1.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重点解决稻谷、玉米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问题，提高农机具配套比。力争到2020年，水稻栽植和收获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60%和85%，玉米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75%和50%。扶持农机合作组织或农机大户。加快深松整地、免耕播种、玉米机械收获、玉米秸秆还田机械、化肥深施等机具推广，大力发展保护性耕作，开展保护性耕作示范。加快排灌机械、抗旱机具、节水灌溉设备等推广，努力提高有效灌溉率和灌溉水利用系数。
2.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对农民购置先进适用农机具的补贴规模，扩大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完善补贴办法，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加快粮食生产机械化进程。
专栏5：农业机械化重点工程及财政专项
农机械化推进工程扶持农机合作组织，建设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在东北、黄淮海、西北及山西地区的部分重点县（市、区、场）建设保护性耕作工程示范区1000万亩。
农机具购置补贴财政专项中央财政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加补贴资金，加大对粮食生产核心区农民、农场职工、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购置动力机械、耕作机械、种植机械、植保机械、收获机械、粮食干燥机械、排灌机械等粮食生产农机具的补贴力度。
（六）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1.防洪抗旱能力建设。统筹考虑防洪、抗旱及生态环境要求，进一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和管理，提高江河防洪能力。加强旱情监测网络、干旱预警和抗旱水源调度系统建设。
2.重大病虫害防控。继续实施植物保护工程，加强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站建设，完善应急防控物资储备，构建“运转高效、反应迅速、功能齐全、防控有力”的监测和防控体系。加强实时调度，推进联防联控、统防统治，提高突发性、暴发性、流行性和迁飞性有害生物应急防控和扑灭能力。力争到2020年，将粮食因病虫危害造成的损失率降低1—2个百分点。
3.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以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为重点，完善农业气象监测站网，提升农业气象灾害监测能力。加强农业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与评估、农作物病虫害气象条件预报等工作，开展农业气象跟踪和技术咨询服务，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加强人工增雨和防雹能力建设，完善人工增雨防雹作业体系，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及保障能力。
专栏6：防灾减灾重点工程及财政专项
防洪除涝与抗旱工程长江中下游重要支流及湖泊治理，包括汉江下游、洞庭湖、鄱阳湖以及部分中小河流治理。淮河重点平原洼地治理，东北地区防洪治涝工程，治理易涝1853万亩。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农业气象防灾减灾工程以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为重点，完善农业气象监测和信息发布、传输、农用天气预报、农业气象预警决策防御、以及增雨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系统。
植保工程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范围内，建设和完善市县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控制区域站，全面提升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水平和防控能力。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财政专项中央财政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加大投入力度，完善补贴办法，加强对蝗虫、小麦条锈病、水稻病虫等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推进统防统治。
（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
1.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建设。强化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按照粮食生产必须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原则，坚持走节水增产的路子，统筹水资源配置，严格实行灌溉用水的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合理确定农业灌溉用水量。加强农业需水管理，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控制农业用水增长，不断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效益。加强农业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因地制宜采用超额用水累进加价等经济杠杆，促进农业节水。黄淮海区要优化井渠结合的灌溉模式，减少地下水超采，防止地下水超采引起生态环境问题；西北内陆河地区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在强化节水措施的同时，控制高耗水作物种植和适当压减灌溉面积；东北区要合理利用和保护好水资源，对新增灌溉耕地进行保护性利用，避免出现新的生态问题。河流上游修建水利工程要按照规划和水量分配要求，统筹兼顾上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要求，要特别注意保护下游生态环境。加强水污染监测和防治，逐步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入河入湖量，改善水质和水环境。加强东北黑土区、黄土高原及西南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治理。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和治理。建立健全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监测手段，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县级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点，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及时掌握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农业面源防治提供决策依据。按照源头控制、过程阻截和末端治理的要求，加快实施化肥农药减施替代工程，推广精准化施肥施药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区域性特点，以长江流域为重点，兼顾东北和黄淮海水稻产区，实施农田生态拦截工程，在江河、湖泊入口处建设人工湿地，降低稻田退水的氮磷污染。
3.秸秆综合利用。重点推广机械化还田、秸秆覆盖、快速腐熟还田和生物反应堆技术。
专栏7：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农田生态拦截工程，在河湖入口处建设人工湿地示范工程。
秸秆综合利用工程在粮食生产核心区的680个县（市、区、场）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工程，重点建设秸秆青贮氨化池，秸秆生物气化、热解气化、固化成型等设施。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依据区域气候、土壤、种植制度等的特点，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160个县级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建立健全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
（八）仓储物流和粮食加工能力建设。
1.增加粮食仓储能力。继续以东北区为重点，兼顾黄淮海区、长江流域和西部地区，建设中央储备粮直属库和地方储备粮库。鼓励农户科学储粮，支持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建设粮食仓储设施、购置新型储粮装具。加强烘干、除杂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高粮食烘干等处理能力。
2.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结合铁路建设，加快改造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形成便捷、高效、节约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重点改造和建设东北粮食以及黄淮海小麦、长江中下游水稻流出，以及华东、华南、京津地区粮食流入等六大跨省粮食物流通道。支持沿海港口、内河码头、铁路站点等大型粮食物流节点的建设，完善散粮发放、接卸、运输及配套设施。加强粮食主产区收纳库点和中转库容建设，配备必要的散粮运输工具，实现跨省粮食流通的“四散化”（散装、散卸、散存、散运）。
3.发展粮食加工。大力发展粮油食品加工业，促进粮食加工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粮食深加工。优化饲料产业结构，缓解饲料用粮压力。
4.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改进粮食收获、储藏、运输、加工方式，推广先进适用的粮食收获机械、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工设备，提高机械设备质量和作业精度，降低粮食产后损耗。
专栏8：粮食仓储物流建设重点工程
仓储烘干设施建设在粮食主产区及非主产区的800个县（市、区、场），新建和维修改造仓房，并重点在东北区加强粮食烘干能力建设，确保粮食增产后能够及时、安全收储。加快农户储粮设施建设。
粮食物流工程在六大跨省粮食物流通道中的主要物流节点建设中转仓容100亿公斤，增加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和散粮运输工具，建设粮食物流信息平台和检验检测系统。
七、经济社会效益与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的实施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粮食生产能力较2005-2007年3年平均水平稳定增加500亿公斤，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加，年际间波动幅度减弱。按现行市场平均收购价格计算，达产年可实现新增粮食产值852亿元。其中，800个县人均增收147元，其他地区人均增加11元。800个县亩均增收110元，其他地区亩均增收20元。
2.社会效益。
规划实施后，全国粮食总产量将稳定达到5500亿公斤的阶段性水平，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我国粮食受国际市场供求影响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将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实施水利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基本农田建设、良种、土肥、植保体系、农机化推进等工程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增加部分打工收入，同时也可以带动农业科研、农用机械制造、肥料、农膜、农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规划的实施使重点地区粮田基础设施普遍得到改善，抗灾能力明显增强，基本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现代农艺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将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进一步从事二、三产业。
（二）环境影响评价。
1.土地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拟改造和新开发部分土地，如开发方式不合理，可能会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为此，要合理规划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开发时序和合理规模，开发之前进行充分论证、深入分析当地水土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特征，并制定详细的生态风险防范方案。
2.水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资源开发利用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在缺水地区新增水源、新增灌区可能影响生态用水量，部分灌区和排涝退水将对河流水质产生影响；水利工程建设及土地资源开发，可能对湿地造成负面影响。为此，要进行水资源论证，合理控制水资源开发程度，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保证河流基本生态用水，维护河流健康；对区域水量进行水资源综合平衡分析，确定合理的灌溉用水量和灌溉定额，避免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严重缺水地区，要降低增产任务；加强对现有湿地的保护，禁止开垦占用和随意改变自然湿地用途。
3.农业投入品增加对环境的影响。
（1）施用化肥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氮、磷化肥的超量施用以及肥料利用率不高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长期单一施用化肥，特别是生理酸性肥料，会使土壤出现酸化、板结；氮磷肥料可通过淋溶、径流、田间退水等途径进入地下或地表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为此，要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因需定施，以有效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加大测土的密度，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营养需求，科学制定施肥配方，配合农艺措施，合理深施，逐步引导农民改变传统施肥习惯。
（2）喷洒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杀虫剂和除草剂如过量施用将会抑制甚至灭生土壤微生物，影响土壤中酶的活性、营养物质的转化，改变农业生态系统营养循环效率，使土地持续生产力下降；植物或土壤粘附的农药，经淋溶、渗漏、径流和退水等进入地表水体或渗入地下含水层，严重危害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质。为此，要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培育高抗品种或转基因品种，提高作物抗病虫害的能力，减少农药施用次数和数量；通过预测预警、统防统制、精准施药，降低农药、除草剂的使用数量；发展生物农药或除草剂，鼓励利用赤眼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降低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使用农膜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残留农膜会破坏耕作层的土壤结构，降低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并使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活力受到抑制，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同时也阻碍了农作物种子发芽、出苗和根系生长，造成作物减产。为此，要加大残膜回收的力度，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4.粮食作物秸秆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秸秆如直接焚烧将会向大气排放有机碳，作物收获期集中焚烧将严重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甚至影响航空安全。此外，废弃秸秆进入水体后会加大面源污染强度。
为此，要逐步增加秸秆还田面积，并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通过过腹还田、发展秸秆板材、开发秸秆生物质能等措施，降低废弃秸秆对环境的影响。
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逐步显现和我国人增地减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要打牢粮食生产基础、实现规划提出的增产任务，面临很多困难。为此，要更加重视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更加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更加重视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明确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更加重视完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更加重视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促进产销衔接；更加重视构建长效机制，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一）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责任。
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长抓不懈，毫不放松，在稳定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努力挖掘增产潜力，实现规划确定的新增产能任务。明确中央和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责任，中央政府负责粮食总量平衡，统一管理粮食进出口，建立和完善中央粮食储备，调控全国粮食市场和价格，负责全国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并通过钱粮挂钩的办法支持各地发展粮食生产；省级政府要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强化扶持政策，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储备任务；粮食主产区要为全国提供稳定的商品粮源，非主产区要高度重视本地区的粮食生产，坚决防止和纠正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倾向，切实承担起本地区耕地和水资源保护、粮食产销和市场调控的责任，加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本地区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
加快探索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联结机制。扶持粮食生产各项政策措施要向主产区倾斜，加大对产粮大县粮食生产建设项目扶持力度，建立粮食主销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制度。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逐步取消主产区配套。要引导主销区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等建设，建立稳固的产销协作机制。
建立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机制。要逐级分解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充实地方储备等任务，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对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体系。
（二）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以家庭承包
死刑存废问题之我见
熊利民
[内容摘要]死刑（Deathpenalty），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种情况。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故又称生命刑。因为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身一切权利和利益的载体，可以说生命权是人的“权利之王”，故死刑又称为极刑。死刑作为一种刑罚，除了具有刑罚的一般特征，还具有其独特性，最显著的莫过于它的严厉性。首先，死刑剥夺的人的生命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生命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一旦生命不存在，那么其他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了；其次，它带来的痛苦也是最大的，一个生命的终结，除了犯罪者自身要经受的莫大痛苦，还有带给亲人的心理阴影及思念之痛；再次，死刑的威慑力也是最大的，这是其他刑罚达不到的效果；最后，它具有不可逆的特性，人死不能复生，一旦死亡则会永远消失。不像财物，失去还可以回来，而生命则没有恢复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理智、慎重的对待死刑。
[关键词]死刑、政策死刑存废、程序
一、死刑的产生、发展及现状
（一）死刑的产生
马克思在阐述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的关系时认为“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在最原始的时候死刑是无规则的，它不仅仅是因为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由于要生存，物竞天择，除了复仇这一原因之外，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对其他能给自身生存带来威胁的人们施行死刑。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经济、私有制度，当他人的行为威胁到自身利益时，为了维护以有的特权及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设立了国家机器——军队与监狱，从而 使死刑开始以一种正式合理的方式存在，并被使用了千百年，以至今天。
（二）死刑的发展
从奴隶制时期的墨、劓、 ?|、宫、大辟到封建时代的笞、杖、徒、流、死，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刑罚，包括死刑。可以看出刑罚的方式越来越文明，从残害人的肢体到如今的文明刑种，这都是社会的进步。也可以看出，从古到今自始至终都保留着死刑。死刑是在历史起伏动荡中发展的。当社会安定，国泰民安，那么统治者就会对犯罪者宽大处理，无论是从死刑的种类还是从处以死刑的人数来说都是很少的，阶级矛盾缓和，所使用的刑罚即使是死刑，手法也不是很残忍，比较人道些‘而遇到社会政权交替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犯罪曾出不群，“乱世用重典”，一旦各种矛盾激化产生冲突时，死刑的种类及处以死刑的人数就会增多，而且残酷无比，以此来镇压和威慑人们不再犯罪。但总的趋势是死刑在减少，死刑的方法越来越文明人道。如今我国实行死刑复核制度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来严格限制死刑的执行量，在适用死刑上采用枪决和注射的方式，是为了减轻罪犯行刑时的痛苦。
（三）死刑的现状
截止到2000年10月，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有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而保留形式的国家大约有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0 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有71个。
由于社会性质及政策的不同，导致了死刑政策的多样化，我们可将其分为四种状态：第一是绝对废除死刑的，在这些国家的宪法及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彻底废除，不适用死刑，自1848年圣马力诺率先废除死刑以来，以明文规定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国家都是启蒙思想盛行的国度，他们对人权彻底的尊重，是死刑不存在的原因；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为部分废除，只对普通的刑事犯罪废除，对于严重的罪行，如叛国罪及复杂的政治犯、军事犯保留死刑，或者在发生战争时有些罪行会危及到国家安全时，普通刑事犯罪也会被适用死刑；第三，实质废除死刑，也称为事实废除死刑，在这些国家中虽有法律规定死刑，但也只是 保留一种形式而已，在实际中未判过死刑或判处死刑却并未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条款形同虚设，与废除死刑同样，如中非共和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未适用死刑；第四是保留死刑并严格限制，条文中明确规定适用死刑，而且也实行，但是对判处死刑实行严格限制，并呈现出“限制渐强”的趋势，比如我国就是。
二、世界范围内死刑的存废观
死刑被毫无怀疑的使用的千百年，一直未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直到贝卡利亚及许多学者在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死刑的残酷性、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由此在全社会产生轩然大波，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的争论日益激烈。
（一）废除死刑的观点
那些启蒙思想家人道主义者们认为“天赋人权”死刑剥夺了人的生命，这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既然国家要保护人的生命权，就不能轻易使其消失；社会契约论者卢梭认为“订立契约的人们各自交出微小的权利组成国家最高权利，但不包括生命权”，生命权是人的各种权利之王，如果连生命权也不拥有，如何去享有其他权利呢；死刑的不可挽回性也很重要，一旦错用死刑，人的生命就无法再恢复了，所以终身奴役刑优于死刑；有的社会学家认为死刑具有恶的导向作用，而且死刑的适用轻重差别很小，所以很难作到罪刑相适。
（二）保留死刑的观点
首先，传统的思想家认为 死刑的合理之处在于“杀人偿命”、“以命抵命”，这种是非观念长期保留并继续传承，被人们认同并适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趋利避害，死刑的威慑作用不可忽视，对于落后尚未开化的国度及地区来说，死刑是不可代替的，而且由于它的严厉性，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作用；社会状况复杂，死刑是必要手段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认为犯罪是对所参与订立的契约的公然违反，应受到处罚。随着司法日臻完善，严格限制死刑可避免使用或判刑不一定就会执行 。如果废除死刑，那么最高刑就会是终生监禁，不仅会造成财物资源上的浪费，还会有罪犯越狱逃脱再报复社会的可能；根据罪行均衡原则，如果所犯之罪罪大恶极而不执行死刑，那么由于被害者家属的仇恨导致“私人司法”的出现，就会导致更多的刑事案件的发生，也会使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
（三）我国的死刑存废观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废除死刑；而有些学习和则要求在原有刑罚的基础上，加重刑罚，加大死刑执行量，显然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大部分学者则要求保留死刑，减少死刑并避免适用死刑，死刑的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的废除死刑 ，所以，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走符合中国现状的道路才会正确引导社会的发展。
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后的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相比 ，已有所减少了。但是由于中国国情限制，适用条件仍受限制，中国人口基数大，社会治安相对来说还是不好，严重犯罪较读。还有美国、台独势力及其他恐怖组织不断活动搞破坏，给社会主义建设添乱，使得每年的犯罪活动还很猖獗，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较多，故产生了所谓的“人权 ”问题，所以应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是我国国情所要求的。三、死刑存在价值及局限性
（一）存在价值
从贝卡利亚质疑死刑到如今，要求废除死刑的呼声仍然不断，但是同时有许多国家废除死刑之后又恢复的，前苏联三次废除又三次恢复，还有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过废除又恢复的状况，可以看出死刑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包括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也还保留着死刑，前两年美国执行过一次死刑：2001年5月16日，美国对在俄克拉荷马州实施爆炸犯罪行为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以注射毒液的方式执行死刑，这是63 年来美联邦政府首次恢复使用死刑。这一切都说明了死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甚至在许多彻底废除死刑的地区仍有人呼吁恢复死刑，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在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客观条件，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于最严重的犯罪给予最严厉的社会报复的道义报应观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将废除死刑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主要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是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演变而来的，沉淀了千年的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在人么的观念中，杀人就得偿命，如果废除死刑，民众一时无法接受，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或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谋杀罪与谋杀的报复之间没有平等品，只有依法对犯人处以死刑。”这是康德著名的等量报应论，同样还有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这些都是对生命权的平等论。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报复”所强调的是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而“报应”则强调了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如今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我国著名学者杨世云教授认为“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
其次，死刑本身的威慑力是巨大的，它以剥夺人的生命权为内容 。在我国，尤其上广大农村来说，许多老百姓可能根本就不懂法，所以法律对他们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没有法律观念。但他们却都知道“杀人偿命”这个概念，这样就会遏制许多不理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
再次，死刑的存在表明了国家及社会对某种犯罪的态度，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打击犯罪，正确量刑执法这是政府的责任。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存在着东西部经济差异，以及社会财富总体上的不均衡，社会民族多而复杂。这些地区差异都会导致社会稳定产生突变。打击经济犯罪，是一重任，品副的差距会使许多人为了追求利益铤而走险，走私、背毒、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当其严重危害国家利益时，死刑就是最好的手段。
死刑，是一把带有血腥气息的利剑，但它并不是滥杀无辜的，它有自己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当人们都不去犯罪，自觉遵守规则时，不用我们废除，它自然处于死亡状态，而当侵犯他人利益，侵犯社会利益的现象出现时，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又是先生所必须的，。都说死刑不人道，可是作为刑罚，又有哪种刑罚是人道之刑呢？如果我们对死刑犯给予宽容，不用让他们承受死亡的恐惧 ，那是不是对他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残忍与不负责呢？不可否认，一小部分死刑犯主观上的危害性不大，但大部分人还是有较大的危险性，尤其是已有前科的犯罪人员，其主观上与手段上具有更残忍性，不能因少数人的原因而忽视大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在现实中，许多有钱的犯罪分子，以钱买通执法者，通过各种手段提前出狱，即使不出狱，但在监狱中大吃大喝，如贵州一局长，犯案后在监狱中大摆酒宴庆生，参加者有他的亲朋好友，还有监狱干警。还有一香港商人，因走私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为有金钱冲锋陷阵。不仅在监狱中大吃大喝，干警还可带他出狱嫖妓，不仅没好好改造，反而由死刑改为 无期，最后有期徒刑出狱了，这就让许多人心里产生疑惑，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人出狱后再犯罪的恶性事件，从而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而且这些再犯者，他们对犯罪的犯意更强，使用更残忍的手段来报复社会，对社会公民造成的不仅是肉体上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恐惧感。死刑的存在能对社会的这种心理加以抚慰，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使社会得以健康正常的运行和发展。
最后，死刑对被害人的抚慰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对杀人者不处以死刑，受害人的亲属就会心理失衡，当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失去信心时，就会对社会产生敌视心理，导致“私刑 ”的出现，动用私刑报复杀人者，进而包袱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扰乱社会秩序。
（二）死刑的局限性
无论如何，死刑都是极端残酷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它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但不是现在。由于司法上的腐败或法律上的不完善，使许多判决由于量刑上的不当 或社会腐败造成的错杀与枉杀再所难免。一旦错误，如果是其他刑罚可以改判，恢复其清白，而死刑则无可挽回了。
还有民众意愿情绪的波动影响，社会舆论的影响使民众在许多方面认识不足，态度 不同。当一些性质恶劣、罪大恶极的犯罪发生执行死刑，这些符合了民意，但这一点也容易被某些人所利用煽动。在对待一个惯偷和一个走私犯态度就不同，由于惯偷触犯了自身利益，所以认为他改杀，而一个走私犯无论他走私多少，他给自己带不来威胁，甚至还可以从他手中买到便宜货，即使他的走私额再大，罪行再严重，事不关己，就没有前列的憎恨，所以杀与不杀都无所谓。民意往往受情绪利益因素的影响，但无论是什么，毕竟人命关天，这些绝不能因民意而受影响，必须理智对待。
四、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刑法中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即使是发生了人工或自然流产的，仍按孕妇对待。在国际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诡计文件中，除了以上两条之外，对单纯的政治犯和70岁以上的人犯罪被指控时， 不应判死刑。这有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适用。对于组织、策划、参与、执行了犯罪行为的政治犯则不再此列，他们的行为罪大恶极，性质恶劣，罪不容诛。在我国，也应将这两条提上议事日程。对于70 岁以上老人，当其受审时，已无力再去犯严重的罪行，社会危害性较小，本着尊重老人的他度，不判死刑也可以，不会产生很大的民意情绪。
五、完善死刑复核条件
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就是我国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它是对死刑的限制使用，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则很有可能该判为无期徒刑，进而有期徒刑，这样就不会再执行死刑了。严格控制并尽量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是我国刑法设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目的。
死刑复核程序是享有死刑复核权的法院对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时所采用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他可以有效的保证死刑判决的正确性，防止错杀，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有利于贯彻少杀方针。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可以防止和纠正 死刑案件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有效地保证不伤害好人，防止错杀罪不及死的犯罪分子，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拥有死刑核准权。在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使一些不是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避免适用死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
结束语：死刑虽然在打击犯罪或其自身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我国目前阶段，死刑的价值本质及死刑特殊的作用，使得我们国家仍然必须保留死刑。随着社会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引导死刑走向文明化，限制死刑的适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进而减少死刑，创造废除死刑的客观条件，再社会条件允许的强矿下，为死刑建一座“死刑之墓” 。
参考文献：
1、翟文科著：《刑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176页。
2、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7页-169页。
4、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5、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6、陈秉志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