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1月12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收费公路的管理和收费行为，维护收费公路使用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收费公路，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批准依法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公路（含桥梁和隧道），包括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
政府还贷公路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成的收费公路。
经营性公路是指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成，或者依法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的收费公路。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公路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支持、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公路发展应当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
收费公路应当合理布局，总量控制。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收费公路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收费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公路管理机构具体履行收费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公安、价格、审计、税务、工商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做好收费公路的相关行政管理工作。
第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保证收费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不断改进管理和服务方式，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供公平、优质服务，提高收费公路的社会效益。
第二章 收费公路建设和收费站的设置
第七条 投资建设收费公路，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公路发展规划，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公路的技术等级和规模，具备相应的投资建设能力。投资建设政府还贷公路，还应当具备在规定期限内偿还贷款本息和有偿集资款的能力。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收费公路建设项目，省发展和改革部门不予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不予核准其项目申请报告。
国内外经济组织获准投资建设经营性公路的，应当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订投资经营协议。投资经营协议示范文本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的公路，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或者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的公路，经依法批准后，方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九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变更，应当按照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收费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应当在项目交工验收六个月前，向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报收取车辆通行费，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政府还贷公路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与概算的批准文件，或者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的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文件；
（二）收费标准、期限测算方案；
（三）法人登记证明，属于中外合资（作）经营企业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四）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收费站的文件。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标准、期限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财政部门审核，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标准、期限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部门审核，并依照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听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因收费公路里程、规模发生变化，需要调整收费期限、标准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一条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决定对全省或者特定区域内的政府还贷公路，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贷款、统一还款，其收费期限、标准可以采取综合测算的方式核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年。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十五年。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省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及收费站名称、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等信息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应当终止收费。
政府还贷公路在批准的收费期限届满前已经还清贷款、有偿集资款的，应当终止收费。
依照本条前两款的规定，收费公路终止收费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告终止收费的日期，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收费公路提出提前终止收费的，应当制定撤站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撤站方案应当对人员安置、债务化解等作出具体安排。
第十六条 收费公路终止收费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移交手续。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负责对接收的公路进行养护和管理，保证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养护和管理经费由公共财政予以保障。
第三章 收费公路收费权的转让
第十七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权可以转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让：
（一）长度小于一千米的二车道独立桥梁和隧道；
（二）收费时间已超过批准收费期限三分之二；
（三）国防收费公路。
严格限制转让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权。
第十八条 转让国道（包括国道主干线和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收费权，应当报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转让国道以外的其他公路收费权，应当经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转让政府还贷公路和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经营的收费公路收费权，应当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受让方签订转让协议。
转让经营性公路收费权的，转让方应当征得签订原投资经营协议或者转让协议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意。
转让协议示范文本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权在其收费期限内依法可以向国内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收费公路收费权的质押合同应当在信贷征信机构登记，并向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政府还贷公路的质押贷款只能用于公路建设。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在实施收费前，应当依法领取收费许可证、收费票据，并在收费公路及相关收费设施交工验收合格后，按照批准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二十一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收费公路收费站前方不少于五百米处设立标志，标明收费站的方位。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收费站醒目位置设置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式样的收费公示牌，公示收费站名称、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和监督电话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未设置收费公示牌的，通行车辆可以拒绝交纳车辆通行费。
第二十二条 在收费公路沿线设立平交道口的，应当征求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的意见，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在收费站区域内禁止搭接平交道口。
第二十三条 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应当按照交通标志和有关规定减速行驶，主动交纳车辆通行费。
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制式警车，公路管理机构在辖区内收费公路上查处公路违法行为、执行日常巡查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监督检查专用车辆，以及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
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经省农业机械管理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从事农田作业的其他农业机械以及运输上述农业机械的车辆，在国家规定的绿色通道上整车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运输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农业、价格、财政部门制定。
减免车辆通行费的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应当按照规定出示有效证件或者证明手续，不得强行冲卡。
禁止伪造、借用、涂改减免车辆通行费凭证。
第二十四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收取车辆通行费时，应当向通行车辆出具收费票据。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票据，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经营性公路的收费票据，由省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印（监）制。
第二十五条 发生公路严重损毁、重大交通事故或者遇有恶劣天气等情形，严重影响车辆安全通行，需要快速疏导、分流交通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决定收费公路临时免费放行车辆。
第二十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依法应当交纳而拒交、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的车辆，有权要求其补交；拒不补交的，有权拒绝其通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堵塞收费道口、强行冲卡、殴打收费公路管理人员，不得破坏、擅自移动收费公路设施或者从事其他扰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秩序的活动。
发生前款规定的扰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秩序行为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由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及时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 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应当实行全省联网收费、统一结算和管理。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省联网收费规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得超载。超过收费公路限载标准的车辆不得擅自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确需行驶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对于进入收费公路的货运车辆，可以采用计重收费方式收取车辆通行费。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运输、财政、价格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九条 政府还贷公路所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应当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三十条 政府还贷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除必要的管理、养护等费用从省财政部门批准的车辆通行费预算中列支外，应当全部用于偿还贷款和有偿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经营性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应当按照企业章程、投资经营协议和转让协议使用。
第三十一条 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对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情况定期进行审计监督，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二条 经常通过非封闭式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车辆或者收费站所在地一定范围内的车辆，可以向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申请按照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一次性优惠交纳车辆通行费。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给予办理。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向收费公路派驻路政管理机构后，建设单位或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三个月内向路政管理机构提交路政管理需要的有关路产资料。
第五章 服务保障
第三十四条 收费道口的设置，应当符合车辆行驶安全的要求。收费道口的数量，应当符合车辆快速通过的需要；不能满足车辆快速通过要求的，应当及时增设收费道口。
第三十五条 收费站应当开足收费道口，保障车辆正常通行，避免车辆拥挤、堵塞。
对实施抢险救灾、救护和执行紧急公务的车辆，收费站应当优先放行。
第三十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逐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用不停车收费系统，改进收费服务，提高收费效率。
第三十七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收费公路进行大修、改建等，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时，应当将工程施工信息提前五日向社会公布，并按期施工、竣工。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进行收费公路的养护作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道路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加强养护作业人员和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得影响车辆通行安全。
第三十八条 收费公路的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栅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与公路同时建设、验收、使用。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做好交通安全设施的维护工作，发现其损毁、灭失的，应当及时修复；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设置警示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交通安全设施损毁、灭失，危及交通安全，尚未设置警示标志的，应当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疏导交通，并通知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整改。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标志、标线现状和公路通行、路网、沿线设施状况等，提出调整、完善交通标志、标线的要求，并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组织实施。
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提出调整、变更交通标志、标线方案的，应当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九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收集、汇总所辖收费公路施工作业、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信息和交通流量、养护质量等路况数据，并及时报送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拥有的收费公路监控等信息资源应当与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享。
第四十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适当地点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管制信息；具备条件的，可以利用可变情报板、可变交通标志等进行发布。
第四十一条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收费公路重大自然灾害和重特大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根据抢险救援的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抢险救援设备，及时修复损毁的公路，清除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通行障碍，并做好突发事件的其他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第四十二条 高速公路和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遇有恶劣天气、重特大交通事故和其他重大灾害，影响车辆安全通行时，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情况，依法采取间断放行、限量限速、限制车种、警车带道、关闭公路等交通管制措施。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及时将有关交通管制的信息向通行车辆进行提示。
需要关闭公路的情形消除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开通高速公路和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恢复交通。
第四十三条 封闭式收费公路应当建设服务区，非封闭式收费公路根据需要建设服务区，为通行车辆提供服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对服务区的各种设施进行维护，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服务区内的停车场、公共厕所、供电、供水、加油、汽车维修等应当昼夜提供服务。停车场、公共厕所、供水服务应当免费。
第四十四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服务区公布报警求助电话号码，提供便民服务。
因发生公路严重损毁、重大交通事故或者重大自然灾害等导致车辆在封闭式收费公路上滞留四小时以上的，沿线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创造条件向滞留人员提供饮水、食品等服务。
第四十五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制定服务区管理规范，并向社会公示，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具备条件的收费公路服务区应当提供路况信息查询服务。
工商、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加强监督，保障服务区依法经营、规范服务。
第四十六条 进入收费公路服务区的车辆应当按照设置的标志、标线行驶，并有序停靠。载有易燃、易爆、剧毒化学物品的车辆确需在停车场内临时停放的，应当停放在指定区域。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安排人员负责服务区的秩序和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七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管理，依法检查和制止各种侵占、损坏、污染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反公路法律、法规的行为，保护收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维护收费公路交通秩序，提高收费公路的通行效率，并加强收费公路收费站区、服务区等的治安管理，保障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在监督检查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程序，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严格执法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及时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未经批准设置、变更收费站，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方案设置、变更收费站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收费，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转让收费公路收费权的，由省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款规定，借用或者使用伪造、涂改的减免车辆通行费凭证通过收费道口的，除按照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补交车辆通行费外，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没收凭证，并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通行非封闭式收费公路的车辆拒交、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强行通过收费道口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可以加收五倍至十倍的应交车辆通行费；通行联网收费公路的车辆采取换卡、调换车辆等方式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难以确定里程的，按照待交费收费站与网内最远站点间收费里程交纳车辆通行费。
拒交、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可以在该车辆再次进入收费公路时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财产损失或者收费公路管理人员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不提交有关资料，或者违反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报送有关信息、数据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提交、报送；逾期不提交、报送的，给予警告。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修复损毁的公路或者清除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通行障碍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收费，并指定其他单位予以修复或者清除，费用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承担。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批准收费公路建设、收费公路收费权转让或者收费站设置、变更的；
（二）违法批准收费期限、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
（三）不依法履行收费公路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是指经营性公路收费权、广告经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的享有者及其相关义务的承担者，以及政府还贷公路收费、管理等职责的承担者。
第五十八条 高速公路和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的收费站区分为主线收费站区和匝道收费站区。
主线收费站区的范围：高速公路和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内，主线收费站收费亭中心线位置向公路纵向延伸各不超过三百米的范围。
匝道收费站区的范围：高速公路和其他封闭式收费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内，匝道收费站收费亭中心线位置向公路纵向延伸各不超过一百五十米的范围。
非封闭式收费公路的收费站区：收费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内，收费站收费亭中心线位置向公路纵向延伸各不超过一百五十米的范围。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范围：高速公路隔离栅以内，单侧驶入服务区的减速车道起点至驶离服务区的加速车道终点之间的区域。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发表时间：199606
本来，知识产权以其“严格的地域性”而被认为与冲突法无缘。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即使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都是从所谓“统一实体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国际保护措施，而不是从所谓“冲突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法律适用原则。[①]然而，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日渐增多，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已开始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甚至还有人认为，产生于１９世纪末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也有冲突法的规定。[②]可以说，在知识产权领域涌起了一股冲突法浪潮，它有力地冲击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使知识产权领域不再是一块冲突法未曾开垦的处女地。从与冲突法“无缘”到被冲突法“开垦”，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着实耐人寻味。看来，对知识产权与冲突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加以理智评析的时候。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对其智力成果的财产权。智力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因而它以“无形”为首要特点。知识产权也因此被视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惟其“无形”，所以其所有者和权利人往往不易被确认，而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传播交流却相对容易得多。这种情形，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显属不利，因为它通过艰巨复杂的劳动而创造的成果，可能会被其他人轻易地无偿地使用，甚至被其他人据为己有，而创造者自己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则可能毫无回报，毫无所得。对这种状况所作出的直接反映，要么是人们不再去进行智力创造，要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严格保密，以防外泄：这两者对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是有妨碍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当统治者认识到保护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便“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一定形式“授予”或“批准”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的所有权，使易于传播交流的智力成果为其创造者所独占或专有，其他人非经权利人许可不得擅用，从而保护创造者的权益。这样，“无形”的智力成果的归属得到了“有形”的确认，而权利的产生和享有需要经过特定法律程序正式加以批准或授予，也便成了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显然，这个特点是由“无形”这一首要特点滋生出来的。
据说，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③]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似乎注定了知识产权必然有着与“地域性”不可分割的历史命运，因为封建社会正是建立在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而农民或农奴依附于土地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地域性”或“属地性”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法律制度具有“地域性”，当不是偶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④]在整个封建时代，知识产权的这种地域性都始终存在着，而且越是经官方授予的“特权”，便越是具有这种地域性。“特权”的产生和享有是同“地域性”相联系着的，因为封建主只能在一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维护特权。因此，“地域性”在这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似乎限制了创造者享有权益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它在实质上又是创造者享有权益的切实保障。后者，显然更具有实际价值，因为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地域内，某项智力成果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专有，由该项智力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独享。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知识产权另一重要特征的“专有性”只有在“地域性”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产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君主赐予的“特权”，而成为依法产生的“法权”，但其“地域性”的特点却被沿袭下来。[⑤]这不仅是由于“地域性”与知识产权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而且是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谋求利润，尽可能多地攫得剩余价值，利益的有无和大小是决定他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的基本因素。对智力成果来说，情形也是如此。在一国境内出现的发明创造，只要它能够带来利润，并增强同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获取并加以利用。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不利于内国工商业的繁荣，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承认根据外国法律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并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而具有法律的意义。
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实力更强的垄断资本家们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希图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投资场所、向国外输出技术及其产品，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这种形势下，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一面便暴露出来，尤其是它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最典型的事例出现于１８７３年，当时的奥匈帝国准备在维也纳举办世界商品博览会，大多数接到邀请的国家都不愿意参加，原因是担心其本国国民的发明或商标在国际性的博览会上得不到保护，被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利用。这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便被提出来了，而奥地利政府当时制定的对博览会展品的发明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的特别法令，则可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尝试。正是在那次博览会期间，各西方国家代表举行了讨论专利权国际保护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提出了制订国际统一专利法的问题。虽然由于各国利益的冲突和立法的差异，根本不可能对此达成协议，但它毕竟是谋求专利权国际保护过程中的一个开拓性的举措。十年之后，即１８８３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签订，不能不说也有维也纳会议的影响及功绩。接着，１８８６年又签订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这样在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领域，已经形成了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巴黎联盟”、“伯尔尼联盟”及至后来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建立，则为这种国际保护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它们同后来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１８９１年）、《世界版权公约》（１９５２年）、《专利合作条约》（１９７０年）、《商标注册条约》（１９７３年）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知识产权条约一起，共同确立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体制。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
这种国际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同一知识产权多国分别予以保护；其二，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保护。但无论哪种保护都没有突破或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与地域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及《世界版权公约》都确立的所谓“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具体细节的规定上存在某些差异，而对商标权适用“独立性原则”的时候尚存某些例外，但一般说来，上述公约中的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相互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或作品）以同内国国民相等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在这里，国民待遇原则同独立性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国民待遇原则是一个前提，独立性原则则是一种具体安排，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于外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同内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一样，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的确立是以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为依托的。[⑥]在客观上，它们起到了进一步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作用。而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家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依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使之在该国得到承认和保护。在这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所谓“地域性”，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指在一国境内根据该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在其没有取得知识产权的国家，人们可以随意利用已知的智力成果，而不受法律追究；而这里的所谓“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许多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可见，贯穿于“地域性”和“国际性”当中的共同因素，是各有关国家国内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在已经具备了“国际性”的情况下，“地域性”仍然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区域统一保护制度，也只是使一项知识产权的有效地域扩大了，而不是使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消失了。就《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而言，虽然它们所确立的知识产权超越了一国范围，因而被有的学者作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突破”的例证，[⑦]但是，我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事实的出现并没有否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因为，这些法律尽管是跨国的，但却又是“区域”的。依据这些法律所取得的知识产权，充其量不过是在该区域范围内有效，超出该区域范围，它仍然是无效的。而且，在冲突法领域，“国家”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概念，它并不象在国际公法领域那样须以主权为要素，其空间范围也不是以领土疆域为界。冲突法意义上的“国家”是指“法域”，即法律效力所及的境域。这个境域，可以小于主权疆界，如美国的州，加拿大的省；也可以大于主权疆界，如欧共体，比荷卢经济联盟：其范围大小悉由法律的空间效力来决定。[⑧]当然，法律的空间效力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意志，但它毕竟是可以同主权疆界相区别的——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法域，也可以同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磋商，签订对各该主权国家都有约束力的条约，从而使该条约的法律效力及于各该主权国家，换言之，就该条约而言，各该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一个“法域”。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虽然在其一般意义上是与主权疆界相联系着的，但当其进入冲突法领域或从冲突法角度对之进行研析的时候，就必须超越这个一般意义，而以“法域”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便不是“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而只是使地域的涵盖扩大了，即从一个国家的范围扩大到缔约各国的范围。或者说，这些法律和由其产生的知识产权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效的，而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法域”。但是，在这个“法域”内有效的知识产权，在其他“法域”并非当然有效。因此，即使在上述区域性知识产权立法出现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依然是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将来能够产生一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知识产权统一实体法的话，那么，据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固然不再具有地域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其成立和保护都以统一实体法为根据，但是，在那种条件下，知识产权便不再是冲突法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那将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消除了法律冲突，并且不会再产生法律冲突，各国（法域）知识产权法的差异及其地域属性也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即使那种情况出现，也不会成为否定上述看法的理由。
二、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
如果从“严格的地域性”这一特征出发，我们很难把知识产权同法律冲突联结起来。因为，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法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即承认外国民事法律可以在内国发生效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调整在内国出现的某些民事关系。就知识产权来说，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固然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在其法律关系中也会存在某种涉外因素，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所以，一项知识产权关系即使涉及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所涉各国立法都主张对之加以管辖的情况。[⑨]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具有严格属地性质的法律，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便不会产生法律冲突。可以说，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且也符合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现状。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变化运动着的。就知识产权而言，它从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到可以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而具有国际性，这是一个变化；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从仅仅保护内国人的智力成果到对外国人的智力成果也给予保护——无论是基于条约义务，还是基于内国法本身的规定，这也是一个变化。[⑩]
这表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动力，一是各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间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使知识产权及其立法愈益国际化，逐渐突破其地域性或扩大其有效的地域范围。[①①]
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不可缺少的属性。如前所述，尽管地域性从知识产权制度出现的那一天就伴随着知识产权，并且在后来的历程中又得到“强化”或“确认”，但是，这些都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是人们不允许或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具有域外效力，而不是它们本身不能具有域外效力。“地域性”，是外部环境加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而不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因此，只要各个国家愿意和需要，它们就完全可以放弃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固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从而使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也当然地得到承认和保护，使一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具有某种支配作用。日本学者广部和也在论及“专利独立原则”时写道：“从理论上讲，不能说专利权受‘属地原则’支配就必须采取‘专利独立原则’。因为各国从各国的产业政策考虑，对本国有利时，可适用于其原属国的专利法规定，可根据其原属国规定的无效原因使在本国成立的专利权无效，这从立法上说，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实践上说，或是从理论上说，对于专利权的成立、移转和失效等，可以与其原属国的法律建立依附或从属关系。”[①②]这个看法，对整个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适宜的。既然知识产权是依法产生的权利，既然法律是国家意志，那么，国家就可以根据其利益和需要的变化而改变其意志，修改其法律，从而改变依法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说涉外知识产权不能得到保护，也不是说一项智力成果只能在一个国家取得知识产权，而是说非依内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不能在内国得到保护，或者是说一项知识产权只能在其授予国得到保护。而权利授予国，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事实上，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当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确立下来之后，各国都是允许甚至欢迎外国人到内国来申请和取得知识产权的，只要其智力成果符合内国法规定的条件，内国总是能够批准或授予其知识产权的。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强制许可”等项制度，以保证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能够在内国及时得到实施或采用，推动内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１９世纪末以来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国际条约的签订和生效，恰恰反映了缔约各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的出现，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统一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可能的，各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政策差异是可以协调的。而许多国家新近的冲突法立法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尽管还不够完备，却无疑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冲破地域性，取得域外效力的态势，间接地表达了这些国家欲使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的意向。更何况知识产权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在当代，许多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如刑法、税法、行政法等等，都已经不再固守地域性的陈规，[①③]那么，属于私法范畴的知识产权法，抛弃其地域性，赋予其域外效力，岂不是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吗？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而紧密，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不仅知识的传播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而且智力成果的价值更加重要更受重视。对智力成果给予更有效更妥善的保护是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间频频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知识产权谈判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们不愿意承认外国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在其本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以便无偿地利用他们的智力成果。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反映资本家的这种意志，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因而导致“海盗行为”横行无忌，直到现代仍然时有沉渣泛起。因此，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说，“地域性”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海盗行为”，如果说在蒙昧和野蛮的时代被容忍甚至受纵容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在人类文明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就是毫无理由的。它一方面侵害、践踏了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坏了国际社会的人文环境。如果说“公共秩序”的观念为各国统治者所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海盗行为”则是对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违反。而取缔“海盗行为”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摈弃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使一项智力成果一旦在一国取得知识产权，即同时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保护。
通过现有国际条约所确立的体制，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固然可以给知识产权一定程度的国际保护，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有的智力成果并不是在所有缔约国都能得到保护，或者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①④]这种状况，是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的弱点之一，要克服这一弱点，首先须摈弃地域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普遍效力。
